[拼音]：Zhongguo Nongcun
由中国共产党上海党组织领导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辑、出版的刊物。
刊物背景及始末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陈翰笙（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以蔡元培（1868～1940）为院长的中央研究院内，领导了一批革命青年从事农村调查，取得第一手材料，用以证明土地革命的必要性。不久陈翰笙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排挤，退出该研究院。他邀集了原来与他一起工作的钱俊瑞、王寅生、孙冶方、薛暮桥、张锡昌、刘端生等，又邀集了吴觉农、孙晓村、冯和法等，于1933年春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继续进行农村社会调查。
《中国农村》于1934年10月在上海出版。《中国农村》共出版八卷。第一、第二、第三卷为月刊。抗日战争爆发后改为“中国农村战时特刊（半月刊）”，作为第四卷，先后移至南昌、长沙、汉口出版。自第五卷起移到桂林出版。第六卷起恢复为月刊。1943年5月遭到国民党政府禁止而停刊，前后出版近十年之久。《中国农村》前四卷由薛暮桥主编，刘怀溥、朱楚辛、于化琪、陈少景等曾先后协助编务。《中国农村》移至桂林出版后，先后由千家驹、张锡昌、姜君辰、秦柳方等负责编辑。
刊物目的与性质《中国农村》诞生时，正是工农红军进行长征之际，当时国民党顽固派配合军事“围剿”，开动宣传机器，对中国共产党进行造谣诬蔑，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进行歪曲攻击。《中国农村》在白色恐怖弥漫下，以学术团体的身份在国民党统治区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合法斗争。《中国农村》在第一期《发刊词》中明确表明了刊物的性质：“本会为民族独立全世界和平，而从事中国农村经济的研究”;“根据我们底目标来研究农村经济，最根本的问题是要彻底地明了农村生产关系和这些生产关系在殖民地化过程中的种种变化。简单的说，就是要找寻那些压迫中国农民的主要因子。这些压迫中国农民的主要因子一经铲除，非但农民可以活命，我们的民族也便有翻身独立的一日。同时，中国民族的独立，间接地可以促成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消灭，完成全世界的和平和全人类的自由。”
刊物内容及影响《中国农村》第一卷侧重理论探讨和农村实况介绍。由于日本的侵略加紧，自第二卷起加强对抗日救亡运动的宣传。自第三卷起，重心放在推动乡村抗日统一战线，鼓励和指导乡村青年进行抗日救亡工作。自改变为“中国农村战时特刊”后，作为乡村抗日统一战线的刊物，发表了部分各派乡村工作人士的文章。
《中国农村》各时期的文章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从理论上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有关政策，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和战斗性。首先是对托派理论的批判，在继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后，展开了长达一年多之久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钱俊瑞、孙冶方、薛暮桥等发表文章，运用实地调查中所掌握的大量资料，雄辩地证明中国还是一个受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统治的半封建的国家，必须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特别要反抗妄图并吞全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有力地驳斥了托派提出的“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民主革命已经完成”等谬论。其次，批评以“乡村建设派”为主的各种乡村改良主义运动。当时，在日本军队步步入侵下，国势垂危，不少地区的贫苦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起反抗，而一批改良主义者却在提倡封建道德，鼓吹乡村改良，其中以山东邹平乡村建设学院最为著名，同时还有“平民教育运动”。1935年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和“十二月决议”发表后，《中国农村》的主要内容改变为号召乡村工作者大团结，共同为抗日救亡而奋斗。
《中国农村》还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批判资产阶级学者各种庸俗经济学、庸俗社会学的理论观点。当时，这类学者推行的农村调查研究方法，是只注意农业经营和生产技术，往往摭拾一些表面现象，否定阶级矛盾、阶级剥削的存在。《中国农村》用客观实际材料对这类学者的理论进行分析批判，指出只有进行土地革命，消灭封建剥削，中国农民才有出路。当时，一些学术团体如中国地政学会等和资产阶级学者曾多次举行有关农村问题的学术讨论会，《中国农村》对于他们的讨论和决议，进行了深入具体的分析批评，指出其正确之处和错误之处，文章具有强烈的说服力，对于被批评的团体的成员有很大影响。《中国农村》还辟有“农村通讯”一栏，报道各地农村经济、农民生活情况，通过通讯联系，指导并团结广大的农村青年读者。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以《中国农村》为媒介，在各地发展学员达 800余人。经常为《中国农村》撰稿和协助工作的，除前述诸人外，主要的还有徐雪寒、骆耕漠、狄超白、李紫翔、王渔村、瞿明宙、罗俊、郑森禹、王易今、吴大琨等。《中国农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仅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政策方面作出了贡献，而且也起到了团结广大青年为革命事业进行斗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