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 (sociology)是现代社会科学中从某种特有的角度，或侧重对社会，或侧重对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或侧重对社会和人的关系，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因而具有自己独特的对象和方法的学科。社会学经过一个半世纪的演变，不仅在现代科学知识体系中占据独特的地位，而且在全球范围内发展成为一门包含众多分支、具有独立知识结构的社会科学。
“社会学”在语源学上的意义是关于社会的学问，由拉丁文societas（社会）或socius（社会中的个人）和 logos（词、学说、学问）两个部分组成。绝大多数社会学家认为社会学一词最早是由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A.孔德在1838年10月出版的《实证哲学教程》第 4卷中正式提出的。据考察，这部共6卷至1842年才出齐的著作，从第1卷(1830)至第3卷(1835年9月)没有出现过社会学这个词，使用的都是“社会物理学”这个术语。因此，根据第3、4两卷发表的时间间隔推算，“‘社会学’这个名词，大概是1835～1838年之间用的”（见陈序经：《社会学的起源》第1～2页；岭南大学，1949；孙本文：《当代中国社会学》第1页，商务印书馆，1948）。也有个别社会学家认为社会学这个术语是由比利时社会统计学家L.A.凯特莱于1835年首先提出的。但即使持此种看法的社会学家也承认，是孔德把这一术语运用到学科中去的。关于孔德创造社会学一词来代替他以前使用的社会物理学的原因，学术界至少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认为这是针对C.H.de圣西门的，因为孔德十分傲慢自负，以为社会学这门新学科是他发现的，所以要用自己创造的社会学来代替圣西门一生中大部分时间使用的社会物理学来命名这门学科。另一种解释认为这是针对凯特莱的，因为在孔德看来，社会物理学这一术语已被这位比利时社会统计学家所“窃用”，所以要创造一个新名词来代替它。这两种解释孰是孰非，除了具有考据意义之外，于学科的实质意义不大。重要的是孔德使用社会学这一术语的实质和目的，仍和使用社会物理学一样，都是为了表明一门用实证方法研究社会现象的基本规律的独立学科，以区别于过去那种思辨的社会哲学或历史哲学。社会学的发展，无论从孔德开始的西方社会学，还是从K.马克思开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都经历了一个从一般的社会哲学到专门的具体社会科学演变的过程。
据考证，中国各种书刊中最先采用社会学一词的是谭嗣同的《仁学》。这本1896年出版的书在第一篇中称：“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社会学在初输入中国时，还叫做“群学”或“人群学”。最初用这一名称的是康有为。据梁启超所记广州长兴学舍教育大纲，康有为在1891年曾把“群学”同政治学原理一起并列为经世之学。但是，谭嗣同只是提到社会学，而没有涉及具体内容；康有为的群学，我们也只知其名称，无从考查其内容。严复是以群学的名称系统介绍西方社会学内容的第一人，他从1889年迻译H.斯宾塞的《社会研究》的前两章到1903年出全书，书名译为《群学肄言》，这标志着中国社会学的开端。章太炎则最早直接用社会学的名称在1902年翻译出版了日本人岸本能武太著的《社会学》。此外，吴建常、马君武也在1903年分别出版了F.H.吉丁斯的《社会学提纲》和斯宾塞的《社会学引论》中译本。
“社会学是什么？”或“什么是社会学？”一直是它的创始人以及后辈社会学家力图明确回答而又不容易回答清楚的问题。由于各国国情不同，个人强调的重点各异，回答也各不相同。不仅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学家意见分歧，即使同一时期不同的社会学家也众说纷纭，甚至同一个社会学家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看法，或者同时持有几种看法。这样，社会学在 15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就积累了为数众多的定义。孙本文在《社会学原理》一书中曾系统介绍过从19世纪中叶起到20世纪30年代初为止的9种关于社会学的定义：
（1）以社会学为研究社会现象的科学，持此说的有孔德、美国的E.A.罗斯和英国的E.A.韦斯特马克等；
（2）以社会学为研究社会形式的科学，其代表是德国的G.齐美尔；
（3）以社会学为研究社会组织的科学，美国的E.梅尧—斯密和W.I.托马斯主此说；
（4）以社会学为研究人类成绩或文化的科学，其代表是美国的L.F.沃德；
（5）以社会学为研究社会进步的科学，美国T.N.卡维尔和蒲希持此说；
（6）美国的J.赖特和C.W.哈特认为社会学是研究社会关系的科学；
（7）美国的A.W.斯莫尔认为社会学是研究社会过程的科学；
（8）P.A.索罗金认为社会学是研究社会现象间的关系的科学；
（9）美国的R.E.帕克、E.C.林德曼以及德国的 L.von维泽等主张社会学是研究社会行为的科学。美国社会学家H.巴利和B.穆尔指出，在1951～1971年的20年中由美国出版的16种普通社会学教科书中关于社会学对象的提法就有8种，即社会互动、社会关系、集团结构、社会行为、社会生活、社会过程、社会现象、社会中的人。
这众多的定义概括起来，主要分属于三大类型：第一类侧重以社会整体为研究对象。这类观点的主要代表是孔德、斯宾塞、?.迪尔凯姆等人。其中孔德、斯宾塞在研究整体社会时，强调的是一般社会现象，而迪尔凯姆则强调特殊的社会现象，即“社会事实”。这种观点形成社会学中的实证主义路线。第二类侧重以个人及其社会行动为研究对象。这类观点的主要代表是M.韦伯等人，形成社会学中的反实证主义路线。这两类观点对后世影响至深，后世的许多看法多为这两类观点的变形或混成。马克思主义派的社会学者中，既有主张第一种类型的观点的，也有赞成第二种类型的。但他们都是以社会和个人的统一为指导的，都赞成马克思的下述观点:个人是社会的存在物，应当避免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反之，社会又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是各个人借以生产的社会关系的总和。至于不属于这两大类的其他社会学定义可以看作是第三大类，其中有些观点影响不小，但都没有成为社会学发展的主流。
按照上述分类，中国社会学界对社会学的定义，大体有以下几种看法。
1、侧重以作为有机整体的社会本身为研究对象 (这里的社会既包括整体社会，也包括局部社会，即社会的某一方面、某个领域、某个层次)。其代表性观点有：
（1）认为社会学是用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的治和乱、盛和衰的原因，揭示社会由以达到“治”的方法和规律的学问。这是严复首先提出的。他在《群学肄言》的序言中解释说：“群学何？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以明既往、测方来也。肄言何？发专科之旨趣，究功用之所施，而示之以所以治之方也。”“群学者，将以明治乱，盛衰之由，而于三者（指正德、利用、厚生──本文作者注）之事操其本耳”。严复这样给社会学下定义，既符合孔德、斯宾塞关于社会学的见解，又具有中国特色。80年代在中国的社会学者中，有人提出社会学是研究现代社会运行和发展的规律性，特别是研究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规律性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这一定义可以说是沿着严复的思路发展的。
（2）认为社会学与历史唯物论一样是研究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1949年以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者李大钊、瞿秋白、李达、许德珩、陈翰笙等人，与俄国的Γ.Β.普列汉诺夫、Н.И.布哈林等人一样，坚持这种观点。他们对社会学所下的定义大体相仿：“社会学是一种科学，研究社会上各种现象及其原则与一切社会制度的学问，且用科学的方法，考察社会是何物，发明一种法则，以支配人间的行动”（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1920）；“社会学者，社会科学之一，其研究之目的在探求社会进化之原理；其研究之方法，在追溯过去以说明现在，更由现在以逆测将来”（《李达文集》第1卷，第237页，人民出版社，1980）；社会学是“研究人类社会之构造，社会构造之存在、发展、变革及其相互联系，分析构成人类社会生活的诸要素，及诸要素的性质、诸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探求社会变革的因果关系和法则，以推知社会进行的方法，预测将来的一种学问”(许德珩:《社会科学与社会学》，1936)。
（3）认为社会学是研究社会整体及其规律性的。由费孝通主持和指导的、中国社会学重建后出版的第一本《社会学概论(试讲本)》，从社会整体的角度来下定义：“社会学是从变动着的社会系统的整体出发，通过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来研究社会的结构、功能、发生、发展规律的一门综合性的社会科学”。台湾省的一些社会学者也持有类似的看法：“社会学是使用科学方法，持守科学态度，以研究人类社会；主要论及社会之构造要素，其起源、发展、成熟与变迁；论述诸社会事象如社会制度、社会系统、社会活动、社会关系、社会运作程序、社会团体等；并想在诸社会事象中寻求或建立普遍性公律、原则、原理等的科学”（杨懋春：《社会学》第5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
2、侧重以作为社会主体的个人及其社会行为为研究对象。主张这种观点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主要以孙本文为代表。他深受芝加哥互动学派心理行为理论的影响，认为社会学的各种定义虽没有什么错误，“但或失之抽象，或失之广泛，或失之含糊，或失之狭隘，似均不能认为适当的定义。比较在目前可认为适当的定义，即是：以社会学研究社会行为的科学”(《社会学原理》)。龙冠海对社会学对象的定义也属于这一类，认为社会学的主要旨趣“是在社会互动或社会关系中的人及其由此所造成的社会体系，社会团体，与社会组织，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情形”（《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社会学》第111页）。
1979年以后，一些中国社会学学者师承了孙本文和龙冠海关于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观点。有的论证说：“社会学是研究人们的社会性行为规律的科学……。因为社会学是综合地研究人们共同的社会生活中所产生的一切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的，而这些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都是由人们的社会性行为造成的”。因此，“社会学的基本理论，从本质上说就是关于人们各种社会行为规律的理论” (杨心恒、宗力：《社会学概论》，群众出版社，1986)。另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学应该着重研究人的社会活动的固定化过程和固定化形式。具体说来，就是要研究个人一定的行为怎样形成一定的关系，一定的关系怎样形成一定的制度”(庞树奇:《社会学概论》，1986)。
3、第三种类型的观点，有代表性的意见有“剩余说”、“学科说”、“调查说”、“问题说”和“未定说”等5种。
（1）认为社会学是一门“剩余社会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其他社会科学不研究的“剩余领域”。费孝通在1948出版的《乡土中国》一书的后记中对“剩余说”作过一番概括：在孔德和斯宾塞这些社会学的早期代表人物那里，所谓社会学不过是“社会现象的总论，把社会学降为和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等社会科学并列的一门学问，并非创立这名称的早年学者所意想得到的”。现在的社会学“只是个没有长成的社会科学的老家。一旦长成了，羽毛丰满，就可以闹分家，独立门户了”。因此，“讥笑社会学的朋友曾为它造下了个‘剩余社会科学’的绰号……。政治学、经济学既已独立，留在‘社会学’领域里的只剩下了些不太受人问津的、虽则并非不重要的社会制度，好像包括家庭婚姻、教育等的生育制度，以及宗教制度等等”。“这样它还是守不住这老家的，没有长成的还是会长成的。在最近十多年来，这‘剩余领域’又开始分化了”。
（2）认为社会学是“科学群”。于光远给社会学下了一个兼有“学群说”和“问题说”的界说。他说，社会学是“以研究社会问题为中心的一个科学群。它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群科学，一个科学群”（《社会学文选》第5页）。关于这个科学群的范围，他认为，除总论外，至少有7个方面是应归社会学研究的，如：对社会发展不起决定作用但有一定影响的因素的研究；从人的分类对社会问题的研究；尚未被其他学科作为对象的某些社会关系的研究；社会生活；社会风尚；社会病理与社会病态；地域性的社会问题等等。此外，可能还有对于许多社会科学都有用的关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同上书，第6～17页）。
（3）认为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调查研究的学科。由于社会学是以经验研究为基础的，离开社会调查研究便没有社会学，有的学者抓住这个学科特征，把社会学界定为调查研究的学科。
（4）认为社会学是研究社会问题的。1979年中国学者在重建社会学、论证社会学的必要性时，有一点共识，就是社会主义仍然存在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因此需要社会学。上面的“剩余说”、“学群说”、“调查说”各种观点中也多少包含有“问题说”。
（5）认为社会学对象现在没有确定。有的学者认为社会学是一门在发展中尚未成熟的学科，不宜过早地给它划定研究范围。
上述关于社会学研究对象的种种不同观点，都是由于研究者对社会的观察角度不同造成的。从上述种种不同的角度去研究社会，就构成种种不同的社会学理论。尽管角度不同，观点各异，但是不同学派的社会学家之间仍有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可以沟通。这是因为：社会学实际上是以别的具体社会科学学科都涉及，但又不作专门研究的东西为对象的。社会学家们都自觉不自觉地在寻找这个东西，都有意识无意识地在沿着这条路探索。所以不论他们的观点和方法有多么大的差别，在研究实践中仍然会走到一起来。这确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应当看到，社会学对象问题上的众说纷纭，是这门学科从不成熟走向成熟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中国社会学界正在进行的讨论，应看作是学术活跃的可喜现象，同时也表明，社会学对象是一个回避不了的基本问题。
科学性
社会学是不是一门科学?它是一门什么样的科学?能否成为一门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关于社会的科学？这些问题从孔德开始至今一直困扰着学术界。一些社会学家把该类问题看作是使社会学界发生分裂的最根本的问题，看作是西方社会学争论的三类理论问题之一。
孔德不仅认为社会学是一门科学，而且认为是科学之首，是“科学的皇后”。孔德把社会学看作是“社会物理学”，表明他认为建立一门“社会的自然科学”是完全可能的。在他看来，社会学的科学性，就是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性和精确性。美国社会学家J.H.特纳认为社会学研究应该成为像自然科学那样客观的、价值中立的科学活动。持这种统一科学观的学者认为，社会学要成为一门科学就必须在社会研究中从经验事实出发，一切理论、命题和概念必须能经受事实的检验，而研究过程中则须把事实与价值区别开来，使社会学日臻成熟、更加接近于自然科学的精确科学。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社会学知识的普遍性被认为是当然的，即使目前还未达到此种程度，只要持之以恒地努力，终究会得到关于社会的普遍性解释，以至最终把握社会现象的规律。
另外一些人主张社会学是一门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不是“社会的自然科学”。孙本文从“科学是有系统组织而可验证的正确知识”出发，论证了社会学是一种关于社会行为的有系统组织而可验证的知识，论证了社会学与自然科学的两点区分：不能完全采用自然科学的实验法；不能完全适用统计法。他认为，以数量的精密分析为社会学的标准是不尽正确的。
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社会学的科学性，最根本的是能够在把握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前提下，结合不同民族和地域在文化和历史上的连续性和特殊性，用科学的方法揭示出自己所研究的对象的特殊规律性。为了保证社会学的科学性，社会学者越来越认识到必须把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结合起来，相互补充。缺乏经验研究的社会学是空洞、思辨的；而缺乏理论研究的社会学则是盲目、表面的。经过最近数十年的努力，社会学在科学性上，已取得了较大进展。如“概率模型”的运用大大增加了预测的精确度；“统计控制法”和“模拟法”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对所研究对象涉及的多个变项的控制等等。
价值性──一个颇多争议的问题
社会学能否成为一种价值中立的学科？社会学家应扮演纯粹客观的研究者、还是积极参与者的角色？这也是社会学必须回答的问题。
孔德区分了社会学的理论目标和应用目标。理论目标就是用“纯粹理论的态度”或“严格的科学态度”去研究社会现象，发现社会现象的自然规律，预测社会现象的发生。这时社会学是价值中立的，社会学者是纯研究者。应用目标则是将所得到的预测现象发生的原则应用于社会，指导社会活动。这时社会学则是与价值相关的，社会学家也成为社会的医生、参谋、策划者或指导者等等的积极参与者。孙本文持与孔德相同的观点，也区分了社会学的“纯理目标”和“实用目标”。第一种目标即纯理的研究，就是“取纯粹客观的科学态度，用纯粹客观的科学方法，研究人类的社会行为”；第二种目标则“在研究与了解现实生活的利点弊点，而后应用社会学上的原理原则，设法兴利除弊”。
孔德之后，在西方社会学中主张价值中立的观点逐渐强化，终于成为社会学的主流。迪尔凯姆主张科学理论的价值只在于能说明或解释社会组织，而不在于改造社会；V.帕雷托提醒社会学者不要因为个人的宗教、道德、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感情，不去报导“是什么”，而去报导“应当是什么”；韦伯则明确提出了“价值中立”的观点，强调社会学面对社会现象时应保持价值中立性，但他把“价值中立”限制在认识的领域，在实践选择的领域则是与“价值相关”的。“价值中立”在韦伯那里大体有两层含义：
（1）指科学研究的一种规范性原则，即科学家在研究工作中应以科学家的角色，而不以事件参与者的身份出现。这意味着研究社会现象首先作出客观的因果性考察，即区别事实世界与价值世界、事实描述与价值判断、“是什么”与“应该是什么”，并把事实作为科学认识的基础。
（2）作为科学的一种构成性原则，当人们说明社会现象的原因时，必须追溯导致社会现象生成的人的行动动机，亦即需要理解人赋予行动的主观“意义”，而理解主观意义就必须借助人们的价值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学研究又是与价值相关的。韦伯的“价值中立”概念与那些主张道德科学有科学基础的观点发生尖锐对立，加之这一概念本身所具有的矛盾性以及由此引起的理解上的分歧，在社会学界内部曾引起旷日持久的激烈争论。
在中国社会学界，有人赞成“价值中立”的提法;有人则主张“实事求是”的提法，认为这种提法既保留了“价值中立”包含的客观性的要求，又能避免“价值中立”在理解上的分歧和矛盾。
综合性
深入认识社会学研究的综合性，是正确理解这门学科的性质及其在科学知识体系中的地位的关键。社会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说明社会学的综合性。
一些社会学者主张社会学是从人的行动及其互动来研究人类社会的构成和变迁，认为社会行动是人类实践活动的综合。社会是人群以特定方式的组合，一切社会现象及其过程都是人类活动的结果，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社会行动即人际互动是沟通的中介，它既涉及作为行动主体的人和群体的主观方面（生理、心理、意识、情感、动机、愿望、价值观念等），又涉及行动者所处的客观环境（自然环境、文化和历史氛围等）。这些主观因素和客观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不仅为人的实践行动提供了条件，又对行动的规模和范围构成了限制。正是在这些社会行动的基础上，出现了各种纷繁复杂和变动不居的社会现象及其过程。社会学通过社会行动研究社会的构成和变迁，对象本身就决定了这一研究必须集主观—客观、静态—动态、微观—宏观考察于一身的多维综合的特点。
一些社会学者侧重从社会学兼有多种学科的特点、涉及广泛的范围上来看待社会学的综合性。他们认为社会学不同于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法学等单科性社会科学，它全面广泛地涉及表现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层次上的各种人际互动关系，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方面都以不同方式发生联系。因此，它要借助各门社会科学的知识内容，但又不像它们那样，只从一个特定的角度研究社会系统的某个领域、方面。相对于其他各门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和知识内容而言，社会学研究具有综合性。社会学研究社会现象如自杀现象、犯罪现象时，绝不能就自杀研究自杀，总是联系多种相关的社会因素、联系社会的整体进行多方面和多角度的考察。迪尔凯姆对“自杀”的分类（利己型、利他型、失常型），对影响自杀率的社会因素（如宗教信仰集团的差别）的研究等，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现代社会学家在看待社会进步时，也不仅仅单纯地看经济增长，还要综合地看经济、科技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社会研究的综合性既与作为具体方法的、与分析方法相对的综合方法不能等同，又不同于哲学的综合性。哲学的综合性是世界观、方法论意义上的综合性，是一种最普遍、最一般意义的综合。社会学的综合性则是较世界观、方法论层次低的综合性，是特殊意义上的综合。这是因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诸如社会秩序的社会进步、社会活动的社会关系等等，比起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世界观、方法论来，都是特殊的东西。
社会学的框架是指社会学的总体框架和理论框架，弄清楚这两个框架，也就掌握了社会学的大体的范围和内容。
总体框架
社会学自诞生以来，关于总体框架的看法有二分法、三分法、四分法，以及混合法等，最基本的是二分法，其他的分类都是二分法的变形或发展。孔德在《实证哲学教程》中，首先将社会学区分为静态社会学（研究社会秩序）和动态社会学（研究社会进步）两部分。沃德在20世纪初出版的《纯理社会学》中，将社会学分为纯理社会学和应用社会学。纯理社会学吸取了孔德的思想，把静的社会现象问题和动的社会现象问题与社会势力问题摆在一起；应用社会学则研究社会改进的现象问题。索罗金在30年代把社会学划分为普通社会学和特殊社会学，前者研究社会现象的共同性与共同关系，后者研究社会现象与社会现象间的特殊性和特殊关系。特殊社会学实际上是分科社会学。
有的社会学家则把社会学分为宏观社会学和微观社会学，前者侧重研究社会整体结构功能，后者研究个人、小群体及行动。维泽在《系统社会学》一书中把社会学分成三部分：历史社会学（研究社会生活的历史进程）；哲学社会学(研究由社会养成的内心势力的最后意义，及意识的力量)；系统社会学（根据实际与实验，作社会现象的系统研究）。
影响较大的是孔德、沃德和索罗金的三种二分法，后世学者大多是在他们的分类方法基础上加以修正和补充的。具体方式有下述几种。
分层法
以三种二分法中的一种为基础，依次排为若干层。孙本文的总体框架就属此种。
1、纯理社会学：研究社会学理。
（1）普通社会学：Ⅰ.社会静学，Ⅱ.社会动学。
（2）特殊社会学：Ⅰ.地理社会学；Ⅱ.生物社会学；Ⅲ.心理社会学；Ⅳ.文化社会学（文化社会学又包括:a.政治社会学;b.经济社会学;c.宗教社会学；d.法理社会学；e.艺术社会学等）。
2、应用社会学:研究社会学理应用于社会各部分，以期改进。
（1）农村社会学；
（2）都市社会学；
（3）教育社会学；
（4）犯罪社会学；
（5）社会工作，等等。
3、历史社会学：研究过去社会生活的陈迹。
4、社会学方法论：讨论如何研究社会行为现象的方法。
中国社会学重建后提出的一种三分法是：
第一个层次，研究社会整体结构的基础理论；
第二个层次，研究社会分体结构的分支社会学；
第三个层次，对具体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的研究。
并列法
将上述三种中的几种或全部并列起来。龙冠海的分类就采用上述方法。
第一种，以社会学所探究的现象的性质为根据，划为社会静学和社会动学两部门；
第二种，以社会学研究的目的为根据，分为理论社会学和应用社会学两部门；
第三种，以社会学的研究主题为根据，分为普通社会学和特殊社会学。
有的中国社会学者还提出4类划分方法：
（1）根据研究现象的状态，分为静态和动态社会学；
（2）根据研究现象的规模，分为宏观和微观社会学；
（3）根据研究的层次，分为一般和部门社会学；
（4）根据研究的目的，分为理论和应用社会学。
择一法
从上述三种二分法中选择一种作为主要理论框架。有选择“普通社会学”和“特殊社会学”的，也有选择“理论社会学”和“应用社会学”的，但对每部分所包含内容的解释却很不相同。
理论框架
社会学的理论框架主要指总体框架中理论社会学或普通社会学的体系。
孙本文采用社会学史上传统的动静二分法，并以社会行为为基本出发点和主线，构成一个较合逻辑的社会学理论体系。其中，静的方面的研究包括：
（1）社会行为的要素问题：地理要素；生理要素；心理要素；文化要素。
（2）社会行为的过程问题：接触与互动；暗示与模仿；竞争与冲突；顺应与同化；合作与互助。
（3）社会行为的组织问题：行为规则、制度、组织；社会解组。
（4）社会行为的控制问题：有计划控制；无计划控制。动的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关于社会行为的变迁问题：异常变迁；非常变迁；变迁障碍；社会进步。
美国社会学家A.英克尔斯依据美国社会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列出如下一种三分的框架：
1、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
（1）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
（2）个人的人格；
（3）人群（包括民族和阶级）；
（4）社区，即城市的和农村的；
（5）社团和组织；
（6）人口；
（7）社会。
2、社会基本制度：
（1）家庭和亲属；
（2）经济的；
（3）政治的和法律的；
（4）宗教的；
（5）教育的和科学的；
（6）娱乐和福利；
（7）美学的和表现的。
3、基本的社会过程：
（1）分化和分层；
（2）合作，调解，同化；
（3）社会冲突（包括革命和战争）；
（4）联络（包括意见的形成、表达和变化）；
（5）社会化和教育；
（6）社会评价（价值的研究）；
（7）社会控制；
（8）社会过失（犯罪、自杀，等等）；
（9）社会整合；
（10）社会变迁。
英国社会学家T.B.博特莫尔将理论社会学分为：
1、人口和社会群体：
（1）人口与社会；
（2）社会群体的类型。
2、社会制度：
（1）社会结构，社会和文明；
（2）经济制度；
（3）政治制度；
（4）家庭和亲属；
（5）社会分层。
3、行为规范：
（1）社会生活中的势力；
（2）习俗和舆论；
（3）宗教和道德；
（4）法律；
（5）教育。
4、社会变迁：
（1）变迁，发展，进步；
（2）社会变迁的要素。
此外，还有从不同视角构建这门学科的理论体系的。譬如英国社会学家T.比尔顿等人按照社会生活不同的形式，将理论社会学分为9个组成部分：
（1）不平等的类型；
（2）服从的形式；
（3）权力和政治；
（4）家庭；
（5）社会中的性的分化；
（6）教育；
（7）工作；
（8）信仰系统；
（9）偏离行为。
中国社会学家大体用两种方式来处理他们的社会学理论框架。第一种是并列式，即将社会学历史地形成的内容加以并列。例如，有的学者将社会学理论分为14个方面：社会学的对象；社会及其发展的条件；人的社会化；初级社会群体；社会组织；阶级与阶层；社会制度；社会控制；社区；社会变迁；社会现代化;社会问题;社会工作；社会学研究方法。
第二种是分块式。这中间又有分成二块、三块、四块、五块的。
（1）二块式。有的学者以社会关系为中心概念，把社会学理论分成社会学论和社会论。前者回答社会学是什么，包括社会学的性质和对象；后者回答社会是什么及怎样发展，包括社会构成、社会系统、社会变迁与发展。
（2）三块式。有的学者以社会行为为基础，把社会学理论分为三部分：社会结构（社会、社会中的个人、家庭、基本群体、社会组织、社会阶级和社会分层、社区）；社会行为（社会行为规范、社会行为方式、离轨与犯罪）；社会变迁(包括社会计划与社会指标)。有的学者则把社会学理论框架分为三论：社会元素论；社会组合论；社会系统论。
（3）四块式。有的学者以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规律性为主线，把社会学理论分成四部分：社会运行的基本类型；对社会良性运行规律性作正向研究的内容（人的社会化、社会角色、社会互动、基本群体、社会组织、社会阶级和社会分层、社会制度、社区、社会变迁）；对社会良性运行规律性作反向研究的内容（社会问题、越轨行为、社会控制等）；探讨社会运行的方法和手段（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社会指标及其体系）。
（4）五块式。有的学者把社会学理论分成五部分：社会的本质和结构；社会的运转和变迁机理；个人、群体和社会；社会生活及其方式；社会管理。
从上面可以看到，在社会学框架问题上，一种趋同的倾向正在发展，除了少数例外，多数的内容大同小异。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随着社会学研究的广泛开展和社会学知识的普及，人们对这门学科的理论范围和研究内容正在取得比较一致的看法。
功能
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内容和性质，决定了社会学这门科学在人类认识社会的活动中发挥着独特的功能，在社会科学体系中占据着相应的地位。社会学是人类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强有力工具。有的社会学者把社会学的功能概括为 3个方面：
（1）描述功能。这是指社会学使用科学的方法，客观而忠实地记录、搜集和整理关于社会现象及其过程的信息，为深入地认识和有效地管理社会提供可靠的感性经验资料。虽然其他社会科学都以不同的形式传输各种专门的社会信息，但社会学学科特征决定了它向人们传输的社会信息是其他学科无法代替的。具体说，社会学在描述社会现象方面既有定性又有定量，它可以及时向人们提供相对说来真实可靠和有效的社会信息。
（2）解释功能。这是指社会学研究过程借助概念、范畴进行理论抽象，将描述功能得出的感性资料上升到理性认识，从而对社会现象的形成、发展及其过程作出科学的解释。它包括对社会现象进行客观的因果性考察和人的社会行动动机的意义理解。如果说描述功能只是告诉人们“是什么”、“怎么样”；那么解释功能就是进一步告诉人们“为什么”。社会学的解释功能是社会学理论综合能力的表现。
（3）预测功能。进行社会预测是社会学的又一项重要功能，这是前两种功能的进一步运用。当社会学用经验研究法把社会事实描述出来，再加以理论解释以后，实际上就已经掌握了各变项之间的相关关系及相关程度。既然可以将需要了解的事物的规模、水平或速度精确地测量出来，当然就会知道受它影响的相关事物将如何变化。虽然这种预测还没有达到自然科学的水平，但在社会科学中，社会学还是走在前面的。因此，许多发达国家在制订各项社会政策时，均有社会学家的直接或间接参与。
有的社会学家则把社会学的功能概括为：认识社会的功能和改变社会的功能两个方面。苏联1976年出版的《社会学手册》还提出苏联社会学具有认识功能、实践功能和意识形态功能。
社会学的功能是向人类提供科学的社会知识，告诉人们社会和社会过程是什么、为什么、将要怎样变化，使人们的社会行动更加自觉。它的目的是维护和改善现存的社会结构、社会制度，使之更加合理化。社会学研究的前提是从既成的社会事实出发，描述它的状况，找出它的原因，预测未来的变化。它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对科学地管理社会和制订正确的社会政策提供有根据的、经过论证的实际建议。
地位
社会学家对社会学在社会科学中地位的看法，也是历史地变化的。在创立时期，社会学刚刚从哲学的怀抱里解脱出来，社会学实际上是社会科学的代名词，同时它又在一定程度上有社会哲学或历史哲学的色彩，带有某种包罗万象、凌驾于各门社会科学之上的印记。例如，孔德认为社会学的目标是一切现有知识的综合。他对这种综合，是用“三阶段论”（神学、形而上学和实证阶段）和科学分类法（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和社会学）来说明的。斯宾塞也认为社会是各种社会科学的综合或总和，他的《社会学原理》包含了对政治、经济、宗教等各种社会科学的研究。根据这种综合和总和的观点，社会学是离不开各门社会科学的。其中，总和的观点事实上是把社会学与各门社会科学的关系看成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可以大体图示如图1。综合的观点则强调社会学是将各门社会科学的成果，从社会整体的角度加以综合而得出的，可以大体用图2表示。
同时，孔德特别是斯宾塞还认为，社会学是一种研究社会第一原理的科学，是各种社会科学的根本科学。例如，他们两人都主张社会有机体论，并把社会各组成部分相互之间以及部门与整体之间保持和谐作为社会根本原理。不过他们各自的着眼点有所不同，孔德强调整体，斯宾塞则强调个体。后来，美国的吉丁斯等人不同意孔德、斯宾塞的第一种观点，继承了他们的第二种观点。他在1896年出版的《社会学原理》中说：“社会学不是社会科学的总和，它是一种普通社会科学──一种研究社会元素与第一原理的科学”。这种观点认为，社会学研究社会的一般的普遍的现象，各门社会科学则研究社会生活的特殊现象。社会学的原理具有普遍性，适用于一切社会生活；各门社会科学的原理则只有特殊性，仅适用于特殊的社会现象。这种观点，事实上把社会学与其他各门社会科学的关系看作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孙本文曾用图3来示意这种关系。
随着社会学进入形成时期，它逐渐摆脱了哲学的怀抱，越来越明确地确定了自己的范围和方法，成为与其他社会科学并列的独立科学。迪尔凯姆、韦伯、斯莫尔、托马斯、索罗金等人虽然对社会学的说法各异，但都认为，社会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都研究社会生活现象的一个方面，它与其他社会科学处于平等地位。这种平等关系，孙本文用图4来示意。
关于社会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孙本文于30年代在总结前人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社会学是研究社会生活现象的共通原理，此种社会生活现象的共通原理──社会行为的原理──为社会生活现象的一部分，而关系于部分的社会现象，故社会学为一种普通的社会科学”(《社会学原理》，第50页)。这种说法，可以看作是吉丁斯、斯莫尔等观点的结合。他用图5来示意。
孙本文进一步论证说，任何人不能没有社会行为，经济行为、政治行为、道德行为都不能脱离社会行为。如此看来，社会学所研究的原理，就是一种普通的根本的原理。这种普通的根本原理──社会行为原理──就是社会学独占的领域。
台湾省的社会学者在70年代提出了一种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科学分类，认为社会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处在并列的地位。由魏镛撰写的《社会科学的性质及发展趋势》指出，事实上，各种社会科学家研究的最后目标都是人，不过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去研究人罢了。体质人类学家是从人类的身体特征去研究人；文化人类学家是从人类生活方式去研究人；心理学家是从人类的思想(即头脑)去研究人;社会学家是从人类的群居生活中去研究人;经济学家是从人类的交换行为中去研究人；政治学家是从人类的权力关系中去研究人；地理学家是从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中去研究人；历史学家是从人类的“记忆”中去研究人；法律学家是从人类社会中的强制性的规范上去研究人。这种殊途同归的性质，可用图6来表示。
关于社会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有的中国学者提出了一种与上述观点不完全相同的看法。这种看法把全部社会科学大致分为一般、特殊和个别三个层次。属于第一个层次的是历史唯物论这样的哲学科学；属于第二个层次的是社会学、历史学这样综合性的社会科学；属于第三个层次的是经济学、政治学、教育学、法学等专门性社会科学。上述三个层次的关系可以用图7来示意。
社会学方法是社会学研究的指导原则、逻辑基础、研究模式、操作程序、调查技术和手段等的总称。它由方法论、研究法和技术手段三个层次构成。社会学方法是整个社会学知识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学的发展和得到社会承认，是与其方法的应用和完善分不开的。
社会学方法论
社会学方法论包括社会学范式和社会学研究的指导原则、逻辑基础、评价标准等，它处在社会学方法体系的最高层，对处于中层的研究法、处于下层的技术手段起指导作用。社会学方法论还探讨社会现象的性质、社会知识的标准、社会研究的目标等元理论问题或工具理论问题，因而又与涉及具体经验事实的社会学实质理论相区别。尽管社会学理论也具有某种方法论意义，但并不意味着任何一种理论本身都是方法论。
社会学范式
范式这一术语最早是由美国科学史家T.S.库恩使用的。它有多种含义，但库恩的主要旨趣是科学家共同体在社会和认知方面的整合。按照库恩所下的定义，凡科学家在某一科学领域内所达到的共识及基本观点，便是这门科学发展的范式。从这个意义上说，范式是一种世界观，是最高层次的方法论。任何一门科学都是在一定的范式指导下观察对象、搜集并分析资料、检验假设、发展知识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范式不只是科学研究的结果，而且是获得新知识的指导思想，是一种潜在的知识框架。自从库恩提出范式概念后，学者们从多层面、多种意义上加以引申和使用。如美国社会学家K.D.贝利就把马克思的人口理论与T.R.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视为研究人口现象的两种范式。社会学研究者往往更多地在较低层次的意义上使用范式概念，用以指在研究过程中所使用的一套概念工具。这些概念工具反映了社会现象的性质和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所以也是一种理论模式。没有这种理论模式的规范及其概念工具的帮助，社会研究便无法着手。例如，用迪尔凯姆的社会学理论研究社会，那就要用社会事实、社会类型、社会强制、失范等概念作观察分析工具；用唯物史观理论研究社会，就要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阶级和阶级斗争等概念作观察分析工具；用韦伯的理解社会学理论研究社会，就要用合理化、理想型、权威类型和官僚制等概念作观察分析工具，如此等等。
社会学范式的多样性是由社会的多元性和研究者的价值观、兴趣、观察角度不同造成的。如前所述，迪尔凯姆观察社会是从社会事实对个人活动的强制作用的角度去分析；马克思观察社会是从物质生活对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归根结柢的决定作用这个角度去分析；韦伯观察社会是从个人行为及其主观意义方面去分析。因此，他们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创造出不同的概念去表达他们的基本理论。这样，用不同的范式去研究同一社会现象就会作出不同的解释。例如对犯罪的研究，若用R.K.默顿的失范—机会结构理论范式去解释，就会认为犯罪是由于社会不平等，即合法和非法的机会分布不平等造成的；若用标签理论范式去解释犯罪，就会把犯罪归结为执法者和社会对行为的判定；若用生物决定论的范式去解释犯罪，就会从人的生理特征方面去寻找犯罪的原因。可见范式对于研究实际上起着导向的作用。
既然理论范式规定了科学研究的方向，那么社会研究还能不能成为科学？没有理论范式，研究者就没有一套可以运用的概念工具，也就无法开展研究工作，但有了理论范式就必然会有一定的价值介入，而科学研究则要求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解释对象，这不是使研究者陷入一种二难推论的困境吗？诚然，每一种研究都是和一定的价值相联系的，绝对的价值中立和纯客观的研究是难以想象的，但是在价值相关的前提下，研究者仍然可以做到比较客观地搜集资料和分析资料，避免主观价值因素的干扰。具体地说，如果资料的搜集和解释不能证明预设的理论，甚至与之相反，也应客观地接受这一既成事实。能否做到这一点，取决于研究者的素质和科学修养。
三种基本的方法论
对社会学方法论探讨的阐述，是建立和发展社会学的必要条件之一。历史地看，社会学有三种基本的方法论，这就是实证主义的、反实证主义的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
实证主义方法论孔德在近代经验论哲学、理性实验科学和社会思想成就的影响下，系统地提出了他的实证主义方法论。这种方法论把理性限制在感觉经验范围之内，以区别于过去神学的、形而上学的方法论。他把“实证”解释为“实在”、“有用”、“确定”、“精确”、“有机”、“相对”，认为只有在经验的范围内，理性才能是实证的，超出这个范围，理性就要走向自己的反面，变成虚妄、无用、不确实、不精确、机械、绝对。正是在这种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下，孔德提出用自然科学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社会，创立社会物理学，亦即社会学。孔德提出的实证主义方法论到了斯宾塞那里又得到进一步论证和补充，并引进了生物进化论的观点研究社会。孔德和斯宾塞的实证主义方法论是直接比照自然科学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社会，从严格意义上讲，他们并没有真正建立起属于社会学的实证主义方法论，这个任务是由迪尔凯姆完成的。迪尔凯姆认为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一样，都是受客观必然性支配的，可以用研究自然现象的实证方法来研究社会。但他又指出不能直接用物理学、生物学或心理学的观点来解释社会，必须用社会学的观点来解释社会。所谓社会学的观点，就是他认为社会现象是实实在在的客观事实，它独立于个人之外并支配着个人的行为。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和单位就是这种独立存在的社会事实。社会事实并不直接和人的生理因素和心理因素相联系，而是和社会类型和社会环境联系在一起，所以对社会类型的分析和对特殊的社会环境的考察，才是解释社会现象的钥匙。因此迪尔凯姆认为，不能从个人方面，必须从社会结构方面来解释社会现象。社会结构是一个客观实体，对这个实体本质的认识只能用实证主义的经验方法去获得。迪尔凯姆还专门研究了社会学的方法，提倡用社会调查的方法来获得经验资料。
孔德、斯宾塞和迪尔凯姆是早期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代表。早期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基本观点可以概括如下：
（1）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样，都是纯客观的。社会现象背后存在着必然的因果规律，虽然各个社会的性质和类型不同，但相同的原因必然产生相同的结果，这是必然的、无差别的。
（2）社会现象是可以被感知的，经验是科学知识的唯一来源，只有被经验证明了的知识才是科学，否则就是乌托邦或形而上学。
（3）作为一门科学的社会学，它的任务在于说明社会现象是什么，而不是应该是什么，科学只回答真与假的问题，不能回答善与恶、美与丑的问题，因此事实和价值的区分是社会学研究者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19世纪末、20世纪初实证主义方法论从欧洲传入美国并且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发展。美国是实用主义哲学的故乡，这一思潮建立在经验主义的基础上，强调实验和工具的作用并把“效用”视为判断真理的标准。效用总是和主体的某种需求联系在一起的，带有价值的意味。实证主义坚持的是与价值无关的纯客观的研究，寻求事物的纯客观的因果联系。这两种哲学方法论本来并非完全一致的，为什么它们在美国这块土地上相遇之后能结合得如此紧密呢？这是因为这两种方法论都认为经验是证明真理的标准。实证主义摒弃主体需求的求真和实用主义联系主体愿望的求真，都需要以经验来证明。在美国许多社会学理论中虽然只有结构主义理论与实证主义方法论是吻合的，其他理论都对实证主义方法论持保留或批判态度，但这并没有妨碍实证主义方法论在美国的传播与发展，而且只有在美国才使这种方法论具体化，变成一套完整的可以操作的研究方法。
实证主义方法论在美国的具体化主要表现为研究理论的模式化。一种研究理论必须包括两个至两个以上可以被人们的经验证明的变项，并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以此来建立一定的理论构架。同时也表现为研究过程的程序化，即把研究过程变成可以操作的固定程序，研究者像自然科学实验那样按照规定的程序操作，他人也可以按照同样的程序再现这个过程，以检验研究结论。具体化还表现在测量分析工具的精确化。美国学者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就提出尽量用自然科学惯用的公分、克、秒来制定测量工具，尽量用数量统计的方法来分析资料。自60年代以后，由于电子计算机的推广使用，使大量的更精确的测量和统计分析成为可能。
实证主义方法论在社会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也不断地遇到非实证主义方法论的诘难，这是由这种理论自身的缺陷引起的。社会现象是有人的意识参与其中的，实证主义没有考虑这个特点而把它视同于自然现象，必然会遇到许多无法解释的问题，于是引起了各种早已存在的非实证主义观点的诘难，形成了反实证主义的方法论。
反实证主义方法论在用科学的精神认识社会的问题上，西方学术界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思潮，即占主导地位的自然主义、客观主义等实证主义思潮；强调历史科学、人文科学的特殊性，强调主观意义的反实证主义思潮。早在17世纪20～40年代意大利历史哲学家G·维科写成的《新科学》中，就区分了“关于自然界的科学”和人类理解自身产生的“历史科学”。维科这一思想在18～19世纪得到了广泛的承认。其中，对理解问题作出重要贡献的有德国神学家和史学家F.施莱尔马赫等人。施莱尔马赫分析了理解过程，指出要理解的东西不仅仅是文字及其客观意义，而且包括作者的心理个性。这一时期，关于理解的论述重点是强调把自然科学的“说明”与人文科学、历史科学的“理解”区分开来，为人文科学、历史科学自立要求作论证。这可以看作是反实证主义方法论的酝酿时期。
首先对19世纪中后期在社会学中占统治地位的实证主义发起理论挑战的，是德国生命哲学家W.狄尔泰，他在继续强调人文科学特殊性及其与自然科学的区别性的同时，着重提出了理解的三原则：
（1）历史知识是自我意识；
（2）理解与说明是有差别的；
（3）理解是从生命到生命的运动。他的目的是反对实证主义把自然科学方法绝对化的独断论。
在反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提倡者中，韦伯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韦伯一反过去实证主义的传统，不是从社会整体结构方面，而是从个人及其行动方面来研究社会。韦伯认为，人类活动有两个方面──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社会学在研究人的行动时，必须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否则就不属于社会学研究的范围。行动的客观方面是可以被观察和体验到的，可以用实验方法和调查方法获得这方面的经验。但是行动的主观方面，即行动的意义和动机是不能被直觉所观察到的，必须联系具体的历史环境，建立一种概念工具，加以解释和理解。只有深入行动的主观方面理解其意义和动机，才能说明行动的原因、过程和结果；只有把直觉的经验结合到由理解而产生的因果说明的理论结构中去，经验知识才能变成有效的知识。韦伯并不反对用实证的方法研究社会现象，他认为归纳和抽象的科学方法，适用于研究自然现象，也适用于研究人类行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必须从经验入手，然后进行抽象和概括。在经验面前，事物是一种客观存在，是具体的因果联系，不是应当如何的价值判断，所以韦伯把“价值中立”当作是科学研究的规范原则。但是，韦伯并没有把价值中立绝对化，并不主张从全部研究活动中排除价值判断，相反，他的“价值中立”是以“价值关联”为前提的。所谓价值关联，首先是指任何一种人类行动都是由一定的价值支配的；其次，研究者对什么问题感兴趣以及他要得到什么样的说明，取决于他们的理论范式。再次，研究者对社会现象的解释，必须联系行动者的主体价值。所以研究对象的选择、理论结构的建立，以及对经验事实的解释，都是与价值关联的，这正是社会科学的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的区别。
如果说在上述反实证主义社会学方法论中，行动者只是作为行动的有机体和价值的载体而存在的话，那么在C.H.库利的“镜中之我”和G.H.米德的“心灵自我”理论中，“个人”的形象就更加清晰了。库利反对把个人和社会二元化，认为社会和个人没有谁先谁后、谁主谁从的问题，社会就是一群互相想象着的个人，社会和个人是同一对象的“集体”方面和“分散”方面。他认为，自我是在人们之间相互想象中产生的，个人想象他人对自己的印象便产生自我形象，自我是“镜中之我”。米德在评价库利的理论时，认为库利使用的是内省的方法，这种方法认为心灵是相互作用的自我的活动场所，而对于这种心灵活动的客观规则，他认为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而撇开不谈，这是一个缺陷。米德试图从外在的实践经验和内省的意识经验两个方面来分析自我的发生。他认为自我既是主体，又是客体。作为主体，即“主我”，是对别人态度的反应;作为客体，即“宾我”是承受别人态度的有机体。因此，自我是“主我”与“宾我”的统一，它是在社会互动中实现的。米德的“心灵自我”理论比库利的“镜中之我”有明显的进步，他把心灵自我与社会互动联系了起来。库利认为社会是一群互相想象着的个人，米德则进一步指出社会是一群互动着的个人。心灵在社会互动中获得反思能力和创造能力，从而形成自我。自我形成的过程也就是社会过程。社会不是一个已经定型的静态实体，而是一个动态的互动过程。库利和米德的理论显然不是用来指导宏观的社会结构研究，而是用来指导微观的行为研究的。
从米德的心理学理论发展起来的符号互动理论认为，人是唯一能够创造并使用口头语言、身体语言以及其他各种符号进行沟通和互动的特殊动物。有了互动，才有社会。互动是社会存在的前提，社会就是相对稳定的互动模式，因此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是社会互动。米德的“自我”在互动理论中仍然是一个关键的概念，在这里“自我”被看成是“角色扮演”。角色扮演是个人在一定的情境中想象他人的观点和态度并作出相应反应的过程，即把自己看作是情境中的适当的客体，以此来和他人交往。没有这种角色扮演就没有互动，而角色扮演得是否得当，取决于个人对符号的解释和运用能力，即获得自我形象的能力。社会的存在，即较稳定的互动模式的产生，依赖于人们这种解释情境的能力。互动论者认为，他们的理论给社会学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参考框架，研究者可以用这种理论直接观察行为，而不是去检验各种具体的理论假设。互动理论的代表人物H.G.布鲁默批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认为它只是借助一种先验的理论体系来进行教条式的程序化研究，使理论分析脱离对经验世界的直接观察，使研究者无法看到现实社会的真实情况，助长了先入为主的不良风气。他还认为实证主义的研究是由研究方法来决定研究对象，而不是由经验世界的性质来决定使用何种研究方法。布鲁默强调研究活动本身是一种互动过程，研究者在研究活动中应扮演研究对象的角色，通过观察和抽象概括来建立理论和命题。这实际上是把社会研究方法归结为参与观察法。
和互动论相近的有20世纪上半叶在美国发展起来的现象学社会学，它的创始人是A.舒茨。舒茨把E.胡塞尔的通过现象还原去发现“纯粹意识”的现象学理论引入社会学，并把胡塞尔的纯粹抽象思维从哲学中解放出来，放到社会互动过程中去发现“生活世界”的主观意义。舒茨认为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是对个人具有意义的行动，而对意义的理解既不是纯粹主观的，也不是纯粹客观的，而是“互为主观”的。“互为主观”是舒茨现象学方法论中的一个中心概念。行动者必须创造一个共同的主观世界，亦即必须达到对行动的主观意义的共同认识，方能实现互动，维持社会秩序。怎样达到这一点呢？这取决于在互动中行动者对情境理解的互为主观性。
受舒茨的影响，H.加芬克尔创造了一种叫民俗学方法论的理论和方法。这种方法论使现象学方法论更加具体化。民俗学方法论认为，社会秩序是建立在行动者对行为的主观意义共同理解的基础之上的，而这种共同的理解或“共同的现实感”是通过语言运用的技术来实现的。语言是在特定的互动场合中用来指示某种意义的，对意义的共同理解必须与特定的互动场合、行动者的意图和以往的经验密切联系起来才能达到准确无误；也只有这样，互动才能顺利进行，社会秩序才得以维持。从这个理论出发，加芬克尔主张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应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运用指示性的语言来建立对互动的共同理解，并从中发现人际交往的一般规律。加芬克尔还做了“反规律实验”，使平时不被人们注意，却在日常生活中默默遵守着的规则显现出来，以此说明在互动中使用语言、符号的技术和规则对于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反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特征可以大体概括如下：
（1）强调在自然客体和社会现象之间作出区分，突出社会现象的特殊性、不可重复性，要求社会学使用与自己研究对象的特点相适应的方法，反对把自然科学方法绝对化；
（2）突出社会行动者的主体性、意识性和创造性，反对把人当作非人格的客观结构的物化现象；
（3）主张借助价值关联，理解人的主观意义在社会认识上的重要作用，在社会认识上要求对社会事实和价值判断、理论和实践作出分别处理，因而具有相对主义倾向。
唯物史观方法论尽管马克思从来没有把自己的学说称作社会学，但是由于他在社会宏观理论方面所作的贡献，后世学者都把他看作理论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思的宏观社会学理论的基本观点是：
（1）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而不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
（2）社会存在主要是指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其中生产力归根结柢是决定的因素，生产关系是适应生产力的水平而建立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关系。
（3）生产关系总和起来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在它上面建立起来的政治法律制度以及社会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社会形态就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
（4）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社会的基本矛盾，其中生产力对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归根结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阶级社会中，这两种基本矛盾反映为社会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阶级斗争是推动阶级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把社会学置于科学的基础之上，第一次使人们有可能科学地对待历史问题和社会问题。唯物史观作为一种研究社会现象的科学方法论，其基本特点是：
（1）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来，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并把它当作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初始关系。也就是要从经济条件出发解释社会现象及其关系。但同时又要注意不忽视其他参与交互作用社会因素，避免把经济因素看作是唯一的决定因素。
（2）把社会看作处在经常发展中的活动机体，必须客观地、辩证地分析组成该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研究该社会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一方面要承认这些规律是必然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另一方面，它们又是可以被认识的，人在客观规律面前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
（3）矛盾分析法是研究社会的根本方法，在阶级社会里，阶级分析法是研究社会的根本方法。马克思的《资本论》对资本主义所作的深刻分析，是运用这些方法论原则的范例。
研究法
社会研究用来搜集资料和分析资料的主要研究法有个案法、调查法、观察法、实验法、历史法、比较法等。人们采取何种方法进行研究是由方法论决定的。每一种方法论都侧重于运用某一种方法进行研究。例如实证主义方法论，侧重于采取社会调查的方法研究社会。因为实证方法论把社会过程看作是纯客观的现象，使用社会调查的方法所搜集的资料具有全面性和代表性，并可运用统计的方法对大量资料进行分析找出一般规律。这种方法的优点是比较客观、全面、具体，能够比较及时和比较准确地提供社会普遍关心的必要的信息，如市场调查、盖洛普民意测验等。此外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研究，也时常采取这种方法。不过社会调查法也有明显的局限性，它强调研究对象的共性，要使用统一的规范化的测量工具和方法，这就无法照顾到每一个研究单位的特殊性，调查中难免有削足适履的现象，得来的资料比较一般化，缺乏真实感，无法深入具体地解释某种社会现象。
与实证主义方法论相反，反实证的人文主义方法论认为，任何一种社会现象都是一种特定的文化。文化都是特殊的、具体的，不能用一般的方法去调查，必须一个一个地深入研究，所以个案法是这派学者通常采用的方法。个案法以一个社会单位为研究对象，通常是一个社区、一个群体，有时也以个人为研究单位。以社区为研究单位的也叫社区研究法，以群体为单位的也叫群体研究法，它们都是个案研究的一种形式。个案研究是一种“田野工作”，研究者要身临其境，通过直接与研究对象的接触和观察，深入了解研究对象的特征、他们的主观世界及客观世界，以便具体地把握研究对象。这种方法对于深入了解一个社区或群体的形成、发展、现状及其特殊的文化是很有帮助的。不过这种方法只重视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忽视它们之间的共性，而且要花费较长的时间，用它进行社会预测是不可能的。
实验法也是社会研究中常被采用的方法。这种方法最大的优点是预设的变量少、关系明确，用来检验某种因果联系十分方便，许多学者用这种方法验证了一些有意义的理论。不过它的局限性也同样明显，对实验对象和参与的变量无法做到有效地控制，以致影响实验效果的准确性。同时这种方法应用的范围比较狭窄，看来用实验方法可以取得效果的研究，常常会因法律的和道德的限制而不得不放弃。
观察法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一种形式是把它当作单独的研究方式使用，通过一次性的或连续性的非参与观察，来记录和描述正在发生和发展着的社会现象的情形，这是观察法中最简单的一种形式。另一种形式是在个案研究法中作为一种搜集资料的手段而采用的长期参与观察。还有民俗学方法论所重视的在日常生活中进行直接的观察。此外在各种理论指导下的实验法也必须同时使用观察法。不论哪种形式的观察，观察者都必须保持客观的态度，以避免个人主观价值的介入和干扰。
由此可见，每一种研究方法都有它的优点和缺点，每一种方法论都有它的合理性和局限性。在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理论日趋多元化，多种理论互相借鉴和补充，而不是互相拒斥，研究方法也可以互相借鉴和补充。只强调一种研究方法而排斥其他方法、观点和做法，都不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一种研究方法“包打天下”的情形是不合理的。就中国的现实而言，过去主要是使用人文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那是由于历史的原因造成的。自从70年代末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实证研究方法和技术迅速大量地传入中国，这是一件好事。中国应当补上实证科学这一课，然而也要清醒地看到，实证研究方法并非是唯一的科学方法，它的局限性早已为西方许多学者指出，假如我们从上述的那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也会犯另一种简单化的幼稚病。
研究的工具和技术
社会研究是在一定的方法论指导下，采取适当的方式搜集资料和分析资料的过程，是一种科学实践活动，这就必须有一定的工具和使用这些工具的技术。语言是最基本的工具。其他工具可分为两类:一是文书性工具，如调查表、统计表和统计分析表等;一是器具性工具，即搜集、贮存和分析资料的各种物质设备，如计算机等。使用这些器具的技术（包括统计技术）也是社会研究必备的条件。
社会学产生的背景
思想理论渊源
人类对由自身活动所构成的社会生活及其思考，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是源远流长的。中国先秦时期的思想家荀子就曾论述过“人生不能无群”的思想，他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在于“人能群，彼不能群也”。“群”即“社会”。此后中国历代思想家都围绕着“经邦济世”这个主旨，对社会的政治、经济、伦理道德乃至民风民俗，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讨论和辩论，积累的著作典籍浩如烟海，成为人类古代社会生活记录和社会思想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方，关于人类共同生活的构成条件和变迁机制，是从古希腊时代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历代哲学家和思想家一直关注和论述的问题。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和A.奥古斯丁从宗教神学立场也曾对此做出过论证。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者用人性反对神性、用个性解放取代封建专制、用快乐主义反对禁欲主义，在反对宗教神学和封建宗法制度的斗争中形成了一整套市民阶级的社会伦理观。启蒙思想家T.霍布斯、A.弗格森、C.de孟德斯鸠、J.-J.卢梭、A.de 托克维尔以及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等人的社会哲学观点，对摒弃宗教神秘主义去解决社会认识问题起了很大作用。上述中外思想家的成果，都为社会学的产生提供了某些理论启示和可资借鉴的资料。但是，这些思想或学说都有一个与社会学本质相异的特征，即它们没有把社会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加以考察和论述，更没有形成以经济为基础的独立的学科。从社会学的学科历史上考察，这些理论观点都属于社会学史前阶段。社会学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以后，它的产生有其直接的社会历史背景。
工业革命导致的社会结构变迁
各国学术界倾向于认为社会学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法国，它是欧洲社会、经济、政治、科学长期发展的产物。17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揭开了资本主义发展新的一页。随着机器工业的出现，首先是英国的棉纺织业打破了封建行会和持国家特许状公司对自由贸易和生产的限制，随后雇佣劳动、自由贸易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浪潮很快地席卷了其他行业。当英国的机器工业生产在18世纪以后相继蔓延到法国和德国后，一场深刻的经济变革便在欧洲开始了。机器制造业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导致了欧洲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的巨大变革。工业革命使劳动力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加速了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社会财富和资本逐渐从封建贵族转入新兴资产阶级手中；机器生产瓦解了行会，改变了农村和城市家庭的结构和功能，产生了众多庞大的社会组织；自由生产的竞争性加速了新技术的发明和使用，缩短了科学知识转变为直接生产力的过程；商品生产的发展促进了市场的扩大，加剧了为获取原料和产品市场而展开的世界性贸易竞争和掠夺；宗教组织面对市民社会的经济活动逐渐失去往昔的神秘性和绝对权威，逐渐进入世俗化；法律由维护原有贵族特权而转向以调节经济活动为目的。总之，以工业革命为先导的18世纪的经济变革，使欧洲从过去的礼俗社会变成工业社会。
市民社会的危机
工业革命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封建政治制度的彻底破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1789年法国大革命标志着新兴的资产阶级上升为欧洲政治的主宰者。本来法国大革命是在启蒙思想家的理性旗帜下酝酿、准备和实现的，资产阶级向人们描绘和许诺的市民社会是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性社会，然而资产阶级在革命过程中和在夺取统治权之后所进行的阶级残杀和血腥镇压，把启蒙思想家奉为高踞一切现实事物之上的唯一法庭──理性，变成了十足的非理性，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变成雅各宾的恐怖专政。资本主义社会本质上具有的阶级对立、压迫和剥削，成为对自由、平等、博爱原则的嘲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然导致的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平等，使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日益尖锐。19世纪30～40年代先后发生的英国宪章运动、法国里昂工人起义和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反映了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内劳资阶级冲突日趋加剧。为了克服市民社会面临的重要危机，一些社会思想家试图运用“社会组织规律”重新组织和安排社会生活秩序，以顺应社会改良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于是社会学便应运而生。
自然科学方法的影响
随着近代理性实验科学的兴起，以力学和生物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同时地质学、化学、生理学也有了重大进展。18世纪和19世纪前期自然科学的突出成就是细胞学说的确立、能量守恒和转化规律的发现以及生物进化论的提出。经验的自然科学取得了如此令人瞩目的成就并积累了大量实证科学知识，为社会科学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从而使其可能摆脱过去仅仅局限于理论思辨和定性描述的传统窠臼，开拓了观察问题的视野，引起新的突破。以A.斯密和D.李嘉图为代表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取得的成就，就是这一时期社会科学突破的例证。此外，从17世纪起，欧洲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和学者，在数学方法的影响下用统计学原理观察和研究社会现象，搜集有关人口、商业、财政和犯罪问题的资料。例如英国经济学家W.配第在《政治算术》一书中就已指出，任何社会现象都可用数学、重量和尺度进行表述和比较分析。马尔萨斯和凯特莱也曾用数学和统计学方法对人口问题作过经验研究。这些早期的经验性社会研究对实证主义社会学的产生起了某种程度的启示和示范作用。
早期社会学
早期社会学是指产生和形成期的社会学。这个时期的社会学主要形成了社会学发展史上的三大传统，即孔德的实证主义社会学、韦伯的理解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孔德—迪尔凯姆的实证主义传统
在社会学史上最先对社会学的对象、方法和理论提出基本构想的是孔德。孔德认为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之间并无本质区别，它们都可用普遍的因果规律加以说明，因此可以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他采用物理学方法研究社会，把社会学分为“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两部分，前者研究社会秩序、社会结构中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后者则探寻社会变迁和发展的规律性。有时他还把这两部分内容加以生物学的解释，把前者称为“社会解剖学”，后者称为“社会生理学”。在社会政治观点上，孔德深受C.R.达尔文进化论和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关于“意志支配世界”思想的影响，并以法国大革命时期社会思想家A.de孔多塞和圣西门的思想为直接来源。他从秩序、进步观念出发，把人类知识的发展划分为神学、形而上学和实证科学三个阶段，与此相对应的人类政治组织的发展是神权政体、王权政体和共和政体三个阶段，以及相应的社会组织的发展是军事社会、法律社会和工业社会三个阶段。据此，孔德把重整法国革命后社会动乱的希望寄托在工业社会自身的秩序上，而反对一切激进的批判和空想的学说，因而他的社会学思想具有明显的维护现存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改良主义的特点。
受进化论影响的斯宾塞则主张社会有机体论。他认为，社会进化是一个趋向理想社会状态的进步过程，它表现为一种满足社会功能分化需要的结构分化，即人口的增长──社会复合性的增加──劳动分工的细密，从而导致社会从同质性向异质性、从强制性合作向自愿性合作、从军事组织向工业组织的发展。斯宾塞把自然选择的生物进化模式搬用到社会进化中，认为人类社会也是在自由竞争、自然淘汰过程中保持连续发展的。
在孔德、斯宾塞等人的影响下，19世纪中后期用进化论解释社会变迁和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的实证主义思潮盛行，其中主要有以E.亨廷顿、F.拉采尔为代表的地理环境决定论，P.von利林费尔德、A.舍夫勒等人的社会有机体论，L.龚普洛维奇、W.白芝霍特的社会进化论，C.布思、凯特莱的社会统计学。这些学派在实证主义的影响下，强调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有基本的连续性，认为社会发展的过程在性质上与生物发展的过程是相同的，不过只是更为复杂一些。它们把生命看作一个从最简单的自然现象延伸到最高级的社会有机体的巨大链条。因此，自然科学方法应该适用于社会科学研究，也基本适用于生活在社会中的人的研究。它们把社会学视为社会科学的基本科学，认为通过社会学研究可以找到认识和控制社会发展的规律。
早期的社会学具有从实际经验出发，强调从整体角度研究社会的特点，并试图成为一门系统地描述社会构成及其历史发展规律的综合性的科学。从方法论看，社会学受到当时已有长足发展的物理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方法的强烈影响。从理论观点看，由于受到启蒙思想和进化论的影响，社会进步观念是各社会学派一直关注的主题。鉴于社会学刚刚从哲学母体中脱胎分化出来，在考察社会历史时还带有较为浓厚的历史哲学或社会哲学的痕迹。从政治倾向上看，孔德开创的社会学传统从现存市民社会的结构和运行机制入手，目的在于调适以人际关系为表现的社会关系和克服市民社会危机，必然要以肯定和维护现有秩序为前提，因而具有社会改良主义色彩。
19世纪晚期，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继承和发展了孔德的实证主义思想，强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事实”，反对把社会现象归结为个人的生理或心理因素的还原主义。他在《社会学方法的规则》一书中详细地论证了社会学研究应遵循的方法规则：
（1）能够而且应该建立的社会学，是与其他各门科学一样的客观科学；
（2）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专门的，即社会事实是独立于个人及群体之上，并对个人、群体及其行为具有某种强制性，在这一点上社会学对象与自然科学和其他各门科学对象是截然不同的；
（3）用其他科学的观察和解释事物的方法同样能够用来观察和解释社会学的对象。作为孔德的后继者，迪尔凯姆关注的中心是社会的调适和整合问题。他在《社会分工论》中论述了使劳动分工日趋细密的工业社会保持整合的“有机团结”和传统社会的“机械团体”问题，以及使社会形成精神和道德协调一致的“集体意识”和“集体表象”问题；在《自杀论》中，他通过分析一种被视为是社会病理现象的自杀，论述了对现代社会构成严重威胁的“社会脱序”；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迪尔凯姆研究了人类社会早期宗教的基本特征，在揭示原始社会生活奥秘的同时，探讨现代社会秩序进一步改良的途径。在他看来，社会秩序的整合和维系需要一种绝对的信仰，而以传统宗教为表征的信仰和道德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所崇尚的科学精神的需要；现代社会危机是由于植根于宗教的传统信仰和道德未曾得到相应的替代。为此，他提出应树立现代社会所需要的科学信仰并重建与科学精神相应的新道德。
迪尔凯姆进一步把孔德关于社会学的构想加以详细的规定，明确地界定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他既继承了孔德实证主义传统，又摒弃了孔德、斯宾塞用生物学和物理学的观点解释社会现象，改变了他们学说中的浓厚哲学色彩。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学发展到迪尔凯姆这里，才真正成为严格学科意义上的“社会学”。迪尔凯姆的思想为西方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法国社会学年鉴派的倡导下很快地得到了普遍的传播，对后来社会学的发展发生了巨大影响。
韦伯的理解社会学传统
19世纪下半期，实证主义社会学受到了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传统和社会科学中的“历史学派”的强烈反对。W.文德尔班和H.李凯尔特强调自然科学和关于人的文化科学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要求在这二者之间作出泾渭分明的区分：自然科学研究自然界发展的一般规律，是“规范性科学”;文化科学研究的是由人的行为构成的社会现象，而人是具有自由意志的不可重复的个体，只能用与价值相关的特殊方法去表达社会现象的意义，所以文化科学是一种“表意性科学”。狄尔泰等人在主张自然和文化是本质不同的两个领域时，认为社会科学只能描述和记录人类历史的特殊事件，反对在人类文化领域探寻规律的自然科学化倾向。韦伯的理解的社会学思想受到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传统和英法实证主义的双重影响，他主张社会学的基本研究单位是人的社会行动，通过把握人的行动动机“理解”社会现象的“主观意义”。他使用“理想类型”这一主观思维建构，一方面借助价值联系“理解”行动者的动机，另一方面又坚持排除价值干扰考察社会现象的客观可能性，从而做出因果性解释。因此，他的“理解”既是“理解性的解释”，又是“解释性的理解”，目的在于克服实证主义和唯心主义在社会认识上的独断，走的是一条相对主义的折衷道路。韦伯在其政治社会学研究中对合法统治类型和官僚制的分析，在宗教社会学中对宗教信仰、伦理观念与经济行为相互关系的考察以及对东西方宗教的比较研究，使他获得很高的学术荣誉，也使他的理解的社会学对后来西方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影响。
与韦伯同时代的齐美尔，在处理社会学与实证主义有机体论和唯心主义学派的关系时，也持与韦伯相似的立场。他认为社会是由相互间具有多重联系的单独个体的人所构成的复杂网络，这些个体的人处在经常的互相作用中。在他看来，“社会”无非是由互相作用而联系起来的人群的名称，因此，人们的互相作用及其形式则是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对象。齐美尔认为，只有把性质不同的互相作用现象和同一形式的概念联系起来，才能获得对纷繁驳杂的社会现象的认识。社会学的任务就在于阐明社会活动的“形式”，抛开历史事件的特殊，关注于构成不同事件的同一性。齐美尔详细地考察了人类社会互相作用的主要形式，人们把他的社会学称为形式社会学。
韦伯和齐美尔通过对社会学的实证主义传统的批判，完善和补充了西方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论。他们对社会学对象、基本概念和范畴的论述，开创了与孔德—迪尔凯姆不同的、关注社会行动者主体和主观性一面的社会学传统。这两个传统构成西方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论的两块基石，至今在西方社会学各种流派中还在发生着影响。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学传统
几乎在孔德提出社会学构想的同时，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经形成了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萌芽。马克思认为人同自然界的关系是以劳动为中介的，他从经济学上分析了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度下，人的劳动本性异化的表现，提出了劳动的解放将标志着人性的复归和社会的人性化，从而使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学批判转入到在社会学上关于资本主义对人限定的地位的批判。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在马克思后来的著作《神圣家族》、《哲学的贫困》以及与恩格斯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逐步得到深化和发展，最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以极其简明的形式表述出来。马克思把社会运动看作受客观规律支配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些规律不仅不以人的意志、意识为转移，反而决定了人的意志和意识。他从基础和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辩证矛盾运动以及由此形成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出发，解释了人类社会的一般结构和历史发展的原因，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起源、发展和必然衰亡的原因。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商品这个包含着资本主义社会全部矛盾的最简单的现象出发，按照历史和逻辑一致的原则，使用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思维方法，逐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矛盾，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和运行机制的详细考察。最后，他发现了这个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奥秘──剩余价值规律，指出了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为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提供了理论依据。
马克思唯物史观社会学的产生，使社会学在本质上变成为批判的、革命的科学，与孔德强调秩序、均衡，目的在于维护和改良现存制度的社会学形成鲜明的对立。这也是马克思本人一直拒绝把自己的社会理论称做社会学的基本原因。马克思唯物史观社会学对后来社会学的发展起着重大的影响，它是早期社会学的三大传统之一。（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史）
社会学的中期发展
社会学的中期发展是指孔德、马克思、迪尔凯姆和韦伯之后到20世纪40年代，社会学在世界各国的传播与发展。19世纪70年代以前，社会学只存在于它的发源地欧洲少数国家，从70年代中期开始，首先传入美国，然后世界各主要国家或者通过美国，或者直接从欧洲把社会学引入本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是欧洲社会学在世界各国的传播与发展时期。
研究中心从欧洲转向美国
19世纪后半叶社会学开始从欧洲传入美国。美国早期社会学家W.G.萨姆纳率先于1876年在耶鲁大学开设社会学课程，主要讲授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此后的十余年时间里，美国有18所大学相继开设了社会学课程，把英国和法国的社会学引入美国，到1893年斯莫尔在芝加哥大学创建了美国第一个社会学系。产生于欧洲的社会学一经与美国本土的实用主义思想结合，其旨趣就逐渐地从纯理探讨转向对社会生活的实证研究，并力求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方法来观察和分析研究对象，使社会学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迈入新的发展阶段。造成这一转变的，既有思想理论方面的原因，又有社会历史方面的条件。
从思想理论方面看，以W.詹姆斯和J.杜威为代表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在认识论上突出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的实践和行动的意义，用带有某种利益需要的实践主体或行动主体取代实证主义为解决认识之谜的纯客观的认识主体。在真理观上则强调真理必须对主体利益或需要带来某种满足。因此，实用主义又称“实践哲学”或“行动哲学”，用詹姆斯的话说，它是经验论和道德情感因素的调和。实用主义哲学家较多地注重对实践主体的利益、需求和情感方面的探讨，因而带有较多的心理学因素。
从社会历史方面上看，20世纪20～30年代正值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低潮时期，美国的经济大萧条造成失业率急剧上升，使劳资冲突、种族矛盾、暴力事件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F.D.罗斯福入主白宫后为克服面临的社会危机全面推行“新政”，从财政上支持社会研究，各种基金会和私人财团也纷纷为此提供资助，吸引了大批社会科学家从事社会问题研究，导致了诸如行为科学、管理科学、社会测量学等新学科的出现。例如，以帕克等人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对美国都市化、移民、种族冲突、贫民、犯罪问题的大量实证研究，使社会学在解决实际社会问题上显示了实效，促进了社会学向应用研究方向的发展。
美国早期社会学家大多受过宗教熏陶教育，他们更多关心社会伦理和人的道德情操、精神生活问题，具有较浓厚的心理学倾向。北美新教徒以世俗职业为“天职”的宗教情绪和工作中精于理性计算的特点，对社会学家选定应用研究方向也不无影响。可以说，从孔德、斯宾塞带有进化论倾向的实证主义与突出实践、行动地位的詹姆斯、杜威的实用主义相结合，中经托马斯、库利和米德的心理社会学的改造，构成了美国社会学发展的精神谱系。
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的结合
这是社会学中期发展的另一个重要表现。作为社会科学中的一门具体学科，它必须以经验研究作基础并使之上升为理论。孔德虽然倡导用实证主义方法研究社会，但他只是在自然科学发展的启发下来论述实证方法是人类理智进化的必然规律，而没有证明和实行如何用实证方法研究社会。提出并着手解决这个问题的是迪尔凯姆。虽然在孔德—迪尔凯姆时代欧洲有些学者主张对社会现象进行经验研究，例如，帕雷托主张社会学研究应使用逻辑—经验方法，排除价值判断，F.勒普累对社会研究的量化分析作出了贡献，还有人对当时的社会问题作了大量的实地调查，但他们都是注重于社会研究的技术层面和实际操作，缺乏理论建树。而在迪尔凯姆的思想和著述中，无论他把社会学视为关于社会形成的研究，还是他根据共同的道德原则和价值观念对社会所作的分析，都从理论和方法上提出了现代社会学的主要问题。
社会学传入美国以后，引起了一场从20年代开始的关于社会学方法论的争论。争论的一方是受过欧洲教育的索罗金和F.W.兹纳尼茨基等人。他们主张，社会学属于文化科学，社会现象与物理或生物学现象具有根本的区别；由于生活在特定社会文化中的人们是靠文化的意义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社会文化科学需要有别于自然科学的特殊方法论，即关于逻辑—意义的因果联系的方法论或整体方法。索罗金并不一般地反对将社会现象量化，而是不满意定量分析模式中所体现的逻辑。在他看来，基于统计学原理的定量分析，尤其是相关因素分析，遵循的乃是J.S.密尔通过实验研究发现和证明一般性命题的归纳逻辑；将归纳逻辑应用于社会领域并试图发现社会现象的一般规律，是不能奏效的。麦克艾弗也认为，物理学和生物学探讨的因果关系，与社会学所要研究的社会因果链条上的“社会—心理关系”是完全异质的不同联系，不能完全袭用自然科学方法。此外，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社会学研究的计量化，只能验证一些简单而又重复的假设，无法研究和提出一些从社会学理论上看是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R.S.林德的《是知识吗？》(1939)一书，对美国社会学20～30年代的定量研究倾向持最激烈的否定态度。
争论的另一方是在美国成长起来的社会学家，如G.A.伦德伯格和S.C.多德等人，坚持社会学研究的计量化方向，他们关注社会学的科学地位，主张作为科学的社会学应排除价值判断，反对传统社会研究中的大多依赖理论思辨和历史比较的定性描述方法，并以其定量研究和发现新的调查技术方面屡有建树来坚持自己的观点。伦德伯格的《社会研究：一种搜集资料的方法研究》(1929)和多德的《社会的多维性：社会科学的数量体系学》代表了对美国社会学的数量化的研究方向。托马斯和兹纳尼茨基合写的《波兰农民在欧洲和美国》以及由E.W.伯吉斯和帕克领导下的芝加哥学派，对美国社会学的经验研究方向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
尽管这次争论双方的意见是互相反对的，但从整个学科的发展来看，双方的意见实际上是互相补充的。通过这次争论，使许多社会学家既从客观经验方面，也从主观意义方面来解释社会现象。在社会研究中，既重视统计描述，也重视理论分析。在这场争论后期产生的帕森斯的现代结构功能理论，试图综合欧洲古典社会学思想，使之适合20世纪社会发展状况。这对后来社会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英、法社会人类学的兴起
研究中心从欧洲转移到美国以后，社会学在它的发源地并没有停止发展，不过他们关心的领域、研究方向、使用的方法与美国不同。在英国，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思想一直有着重要影响。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英国社会学家L.T.霍布豪斯继承并发展了斯宾塞的思想，他把社会进行看作一个不断分化和适应的过程。与斯宾塞把社会进化看作自然的、完全独立于人的意志不同，霍布豪斯则力求阐明，尽管生存竞争等自发因素对进化过程有重要影响，但社会进化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依据理性对社会行为施加的控制。在他看来，社会学是一门研究人类进步的科学。另一位生于芬兰而长期在英国生活和工作的社会学家E.A.韦斯特马克，对道德和精神伦理价值以及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婚姻进行了研究，他的《人类婚姻史》、《道德观念的起源和发展》与霍布豪斯的《道德进化》都沿袭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传统，并试图为促进社会进步将自由主义与集体主义结合起来。
从配第的“政治算术”到19世纪末以布思为代表的社会统计研究，形成了英国的定量社会研究传统，至今仍然延续不衰。20世纪30年代伦敦经济学院的B.韦布和S.韦布两人对社会研究中的定量方法和调查技术做出了努力，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定量研究不仅成为英国制订公共政策的依据，而且英国学者在统计学抽样方法上的建树也影响到了国际社会学界。但是，与美国的应用社会学研究主要是在大学和社会学学科中发展的情况不同，英国的定量社会研究主要是靠某些政府部门和私人基金会提供财政援助并且是在社会学之外进行的。社会学在英国往往被称为社会人类学或文化人类学。英国是个老牌殖民帝国，现实的需要使它更为关注对外的开拓和殖民地的巩固，为此研究殖民地土著人种、文化、风俗、习惯的社会人类学得到很快的发展。A.R.拉德克利夫-布朗和B.K.马林诺夫斯基是这一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他们对太平洋岛屿一些少数部族的社会、宗教、禁忌的研究，开创了社会学史上功能学派的先河。
在法国，尽管19世纪曾经产生了孔德、勒普累和迪尔凯姆这些名声显赫、成就卓著的人物，但社会学在大学里得到承认，还是在迪尔凯姆1887年被聘为波尔多大学讲师和1902年受聘于巴黎大学之时。社会学在法国像在英国一样，它的发展与人类学密切联系在一起。迪尔凯姆倡导的社会学年鉴派推动了20世纪初法国人类学的发展。他的学生M.莫斯对人类学材料进行了比较分析，通过对“赠礼”的研究建立了赠礼和回赠的交换仪式理论。迪尔凯姆的另一位学生勒尔内则以对古代社会的人类学研究著称。
人类学的发展促进了法国地理学、人口学、历史学、政治学的发展。其中，人文地理学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取得长足的进展，它将自然地理环境当作人类产物和社会的反映来进行研究，使大量地区性研究带有了文化和社会研究的性质，并将这种方法推及到对世界各国的研究。A.西埃弗里德建立了政治地理学，应用地图绘制方法分析选票分布情况，拓展了政治学的视野。在G.勒布拉斯的影响下，对宗教活动感兴趣的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一起创建了法国的宗教社会学，并使之成为法国社会学中最有特色的分支学科之一。法国社会学另外一个最出名的分支学科是社会历史学，在M.布洛克、L.费布弗尔和F.布罗代尔等人为首的史学年鉴派推动下，法国社会历史学家在中世纪、现代和当代社会的研究中取得可观的成绩，并促进了农村历史学、政治历史学和社会心态历史学的迅速发展。
德国的文化社会学
德国是一个崇尚理论思辨和唯心主义哲学传统的国家，这使得社会学在德国从一开始就与以实证主义为理论根基的英法社会学不同，具有注重历史过程的理论分析和人文科学的特点。20世纪初，A.菲尔坎特继承齐美尔的形式社会学思想，倡导文化社会学，主张对民族学、人类学和其他研究前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各门科学的经验资料进行理论分析，目的在于把社会学建设成为一门关于文化变迁的理论。维泽则强调要对德国的历史社会学、社会地理学和民族社会学等进行“系统归纳”，以便把社会学建设成有别于历史哲学和人类学的独立学科。K.曼海姆主张知识社会学观点，他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试图从社会结构发展的规律和规范上，研究人的思想、精神价值体系、政治观点和群体组织的特点。20世纪前期，德国许多大学开设社会学课程或讲座，培养了一批有名的社会学家，但1933年纳粹掌权后全面推行法西斯主义，残酷迫害知识分子，绝大多数社会学家像曼海姆一样都被迫流亡国外，少数像维泽这样没有逃离的社会学家也采取与纳粹政权不合作态度，致使德国社会学处于停滞状态，直到50年代后才逐渐复兴。
当代社会学的状况及其发展趋势
当代社会学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迄今的社会学。这是社会学研究日益深入和不断完善、社会学知识的分工和专业化程度日趋严密的时期，也是社会学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普遍传播和发展的时期。
结构功能主义的兴衰
在 40～60 年代的西方社会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理论和方法论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T.帕森斯倡导的结构功能主义。帕森斯试图对A.马歇尔、帕雷托、迪尔凯姆和韦伯的不同理论要素实行综合，将英国的功利主义经济学、法国的实证主义和德国的历史主义传统结合在一起，为整个社会科学构筑一个跨部门的概念框架。这一思想体现在他的成名作《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中，把上述欧洲思想家的不同观点统合成一个以意志为起点的行动理论，用以取代在美国盛行的实证主义变种──心理学主义的社会行为理论。在《社会系统》(1951)中，帕森斯强调对共同具有的价值的意见一致是社会秩序形成的基本因素。他还概述了五个模式变量，并指出行动模式表征社会各系统，作为理论抽象形态的结构功能主义，则是行动理论和功能主义的综合。后来，帕森斯又提出了结构功能主义的AGIL分析模式(见T.帕森斯)，从而使结构功能主义成为一种完整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论。
结构功能主义的一个基本假设认为，社会是由诸多相互依存的单元组成的统一系统，其内部存在着结构上的分工，每个单元都各自发挥着特定的功能，它们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维系着社会作为一个整合系统而存在。倘若一个部分发生变化，势必影响到其他部分乃至整体发生变化。系统一般保持均衡状态，当受到外部或内部因素刺激时，原有的均衡被打破，系统内部开始进行调整，为适应新的环境而出现结构分化，继而吸收或同化干扰，尔后建立新的均衡。50年代美国社会学界广泛开展的社会变迁、现代化、社会分层研究，基本上都是按照结构功能分析模式进行的，这在客观上促进了这一理论的普遍传播，使之成为西方社会学中占统治地位的观点。
帕森斯的理论虽然表现出对欧洲各派社会思想家观点的概括综合，但从整体特征上看，则明显具有抬高文化系统以及重视主观意志作用的倾向，这点可从《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的起始点仍未脱出韦伯的“行动”和“理解”概念窠臼得到验证。用这种结构功能分析的观点研究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些局限性，这就是：
（1）用体系合理化的观点来研究社会，虽然比单纯用测量指标来研究社会更加深刻合理，但是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社会，体系合理化是具体的、特殊的，不可能用同一个体系概念工具去分析一切社会。
（2）结构功能理论强调内部的均衡和自我调适，但现实社会中无处不见的诸多矛盾表明冲突比均衡更多地存在。
（3）帕森斯的这种巨型理论忽视了作为社会生活主体的个人和小群体之间的互动，无法用它进行微观社会研究，这种理论也无法用经验资料进行验证。为此，结构功能主义在60年代受到了来自不同方面的批评。在重新评价帕森斯理论的基础上西方社会学出现了多种理论并存的多元局面，结束了理论上独尊一派的一统状态。
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论的多元化
在西方社会学发展的早期和中期，每一个时期都有一种相对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学理论，但在当代，自从现代结构功能主义衰落以后，这种格局就不复存在了，代替它的是多种理论并存的局面，如默顿的功能分析，R.达伦多夫和L.A.科瑟尔的冲突理论，G.C.霍曼斯和P.M.布劳的交换理论，等等。
默顿的功能分析和中层理论是从批评帕森斯社会行动结构理论直接产生出来的。默顿起初在哈佛大学任教，曾与帕森斯同事，后来转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默顿批评帕森斯的理论体系过于庞大和抽象，总体系中每个子体系的功能不是根据社会生活实际的需要，而是根据体系本身的需要而确立的，无法用观察到的理论直接检验，无法和理论研究挂起钩来，因此它无法结出丰硕的果实。默顿认为当前社会学需要的不是高不可攀的巨型理论，而是与经验世界密切相联、具有明确操作化概念的“中层理论”。例如，他提出的失范—机会结构理论便是“中层理论”。这种理论的优点是可以指导实证研究，可以用经验事实加以验证，同时也可抽象概括。默顿在分析帕森斯的结构功能理论时，发现结构的功能并不完全是正向的，结构也会发生反向功能，否则就无法用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解释诸如犯罪等社会问题。默顿的上述观点被称为经验的功能主义，受到美国社会学界的普遍赞同，尤其是被他的学生科瑟尔称赞备至。
受默顿关于结构反功能观点的启发，科瑟尔认为冲突不仅仅有破坏社会体系均衡的作用，而且有社会整合的作用。社会体系的均衡，不仅依赖于体系内部各部分之间的调适，也依赖于它们之间的冲突。社会体系内部各部分之间纵横交错的冲突，把体系“缝合”在一起，防止它从中间裂开。所以科瑟尔的冲突论被称为功能冲突论。
现代冲突论另一名代表是达伦多夫。在西方社会学界，达伦多夫的思想被公认为受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分析的影响。他认为，帕森斯理论和功能主义观点从整体上把社会视为一个均衡、和谐、统一和静止的系统，使它带有意识形态的乌托邦性质。实际上，社会除了有一致性的一面之外，还有其冲突性的一面，现代社会学为了走出乌托邦就应该用冲突模式取代功能模式。达伦多夫从权力和权威的角度解释社会冲突的根源。他的冲突论被称为辩证的冲突论，与科瑟尔的功能冲突论互相呼应，成为当代社会学中一个重要理论流派。
帕森斯的另一名学生布劳虽自称是一个结构论者，但是人们却把他和霍曼斯一起称为交换理论的代表人物。交换理论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都是围绕着行动者之间的资源交换而展开的，社会关系也是一种资源交换关系，人们之间的交往都是以自己的物质的或非物质资源去交换对方的资源。这种交换有的是经过精心的理性计算、用契约载明的;有的是非理性的、礼俗的，因而无论是对社会结构的静态形式，还是对社会行为的动态过程，都应从资源交换的平衡与否加以解释。这种理论是对商品交换原则的扩大应用，同时受心理学中的行为主义的影响，用它来解释社会结构和过程能为许多人接受，成为社会学理论中一种颇有影响的理论。
互动论也是当代社会学的一种理论。当代互动论思想渊源于库利和米德的心理学理论，它把米德的“社会我”看作是角色扮演过程，把兴趣的重点放在寻求导致特定的社会形式形成和变迁的互动过程上面。互动论的基本观点是：任何客观的社会组织形式都是由个体之间的互动构成和维系的;在互动过程中，个体具有使用、识别和解释互动符号（语言、姿势等）的能力，从而判定情境，把自己看作是特定情境中的适当客体，方能使互动顺利进行；只有通过解释人们在微观社会联系中的社会互动性质，才能真正理解社会结构及其变迁。
以舒茨为代表的现象学社会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一种反实证主义的社会学理论，它的思想来源是德国哲学家胡塞尔的现象学、韦伯理解社会学中的主观意义和互动论中的角色扮演理论。现象学社会学理论的基本点是反对把认识的主体和客体二元化的观点，认为社会现象是由人们之间的互动构成的，互动是有目的有动机的，不可能存在一个独立于人类意识之外的客观世界。人们在互动中是“互为主体”的，在互为主体的互动过程中建造一个共同的“生活世界”，这才是社会学关注的重点。加芬克尔创立的民俗学方法论进一步发挥了现象学社会学的理论，它强调理解本土文化对于实现沟通和互动的重要意义。
社会结构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传统的课题，在现代结构分析中，从实证主义角度研究的有J.亚历山大的“新功能主义”，从历史主义角度考察的有I.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见社会发展理论）。现代结构研究的另一种划分为：一是从宏观结构方面分析结构的特征，以及这些特征对结构整合的影响;二是微观分析，即把结构概念放在互动的基础之上，研究行动者个体所具有的能力，以及通过这种能力在互动中再现宏观结构的秩序。布劳和A.吉登斯是这两种结构分析的代表。
在当代社会学理论中，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理论家J.哈贝马斯的影响在不断增大。哈贝马斯通过对知识和人类旨趣、现代社会的合法性危机、沟通行动理论的分析，采取建立社会学理论与历史地重构古典社会学思想相结合的方法，论述了自己一套批判理论的构想。他把知识区分为满足不同人类利益的3种类型：
（1）通过劳动旨在对环境进行技术控制以满足物质再生产利益的经验──分析的知识；
（2）借助语言表现对情境意义作出理解、对他人主观状态作出解释，以满足实践行动利益的形而上学──历史的知识；
（3）通过权威摆脱不必要的支配和强制，获得自由和解放利益的批判知识。他认为，在现代社会由于国家日益强化对经济的干预，并试图把政治问题转变为技术问题，使“技术统治”成为一种普遍风行的意识，进而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它竭力突出“工具合理性”在诱发各种社会行动动机选择时的作用，把评价社会行动和解决社会问题时的效率标准推向极端，实际上也就是用工具合理性行动取代其他社会行动类型，结果必然导致现代社会的“动机危机”和“合理性危机”。批判理论的目的就在于揭示现代社会的这一发展趋势和找到克服的办法。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哈贝马斯引入了“系统”概念（指维系人类生存的经济、政治、法律、家庭等结构），并从现象学中借用了“生活世界”(指由文化传输和用语言组织起来的解释范式的根基) 的概念。他认为，社会系统过程和生活世界过程的演进趋势，表现为在这二者内部和二者之间出现分化，而社会整合则取决于这二者过程之间的均衡。现代社会过程表明，当表征系统过程的货币、权力干扰或支配涉及相互共享的意义和互为主体性的生活世界过程时，这一均衡屡屡被打破，社会整合过程则日益降低。哈贝马斯提出沟通行动理论的目的在于重新恢复二者关系的平衡，以克服社会整合的危机。这样，哈贝马斯就把对现代社会的批判与对实证主义社会学的批判联系在一起了，意欲在沟通行动理论基础上重建社会学知识体系。
在当代社会学理论的多元格局中，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独树一帜的。应该指出，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中所包含的丰富的社会学内容，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长期以来被西方社会学界所忽视，往往只看到它的经济学意义和历史哲学意义，或者把它仅视为谋求无产阶级解放的社会革命学说。这种状况还因苏联早期用历史唯物主义取代全部社会学研究而进一步加深。在教条主义的解释中，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经验研究职能被局限于狭小的领域，社会学似乎成了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同义语。
到了 60～70年代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苏联从 50年代末开始着手恢复社会学研究，1972年苏联科学院正式设置社会学研究所，标志着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的社会学在社会主义国家内取得合法存在的地位。此后，苏联对国民经济建设中的许多社会问题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经验研究，同时在理论界对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学的关系问题展开了历时长久的学术讨论。60年代中期列宁格勒大学的Β.Α.亚多夫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三级结构说，成为苏联学术界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看法。这种观点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一般理论，它是研究社会的总体理论和方法论；专门社会学理论亦称“中级理论”，它是对不同领域的社会现象进行分门别类研究的局部理论；具体社会学研究，它是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实施经验调查及其技术、方法的总合。苏联学术界内部对上述三级结构框架也有异议，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是从哲学基本问题即存在对思维的关系上看待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及其动力的基本观点，还不是分析和研究社会是怎样构成和运行的一门经验科学意义上的社会学理论。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只能作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一般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除此之外社会学还应有其自身的一般理论和方法论。随着学术界讨论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学对象之间关系问题的深入，马克思思想体系中的社会学丰富内涵不断地被挖掘出来，使它的影响渗透到当代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论中。
不同理论之间的融合和综合趋势
当代社会学就是由上述不同的理论以及影响稍小一些的观点及其指导下的经验研究所组成的多元整体，是一门多种范式并存的科学。为了便于对当代社会学理论结构作提纲挈领式的把握，可以把它们看成由三种占主导地位的范式构成的：
（1）社会事实范式。其典型样本是迪尔凯姆的《社会学方法的规则》和《自杀论》；研究主题是社会事实亦即大型的社会结构和制度（不仅要关注这些现象，而且还要考虑个人思想和行动的后果）；使用的是问卷调查法和历史比较方法。属于这种范式的有结构功能论、冲突论、体系论和某些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
（2）社会界定范式。其典型样本是韦伯论述社会行动的著作；研究旨趣在于通过主观意义理解行动、互动及其所导致的后果(界定社会情境)；主要使用观察法，辅之以问卷调查。属于这种范式的有行动理论、符号互动论、现象学社会学、民俗学方法论以及存在主义社会学等。
（3）社会行为范式。其典型样本是心理学家B.F.斯金纳的著作；研究兴趣集中在个体行为上，尤其关注诱发预期行为的报偿和阻止非预期行为的惩罚；使用实验方法。属于这种范式的有社会行为主义和交换论。
80年代以来，不同的理论观点在围绕自然主义—主观主义、实证主义—反实证主义、宏观—微观、社会—个人、结构—过程、秩序—行动等问题形成对立的同时，出现了在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上相互对话、彼此借鉴和互相渗透的融合态势。
倡导微观结构研究的美国社会学家R.柯林斯，批评宏观理论往往把结构与形成结构的过程割裂开来，他把社会结构定义为“互动仪式的链条”，试图将交换论、互动论的某些观点以及精神分析理论融合起来。在他看来，社会结构是由一连串的人际互动链锁构成的，是处于具体位置上的个人重复地互动在时间上的延续。社会学的结构论必须研究社会结构怎样在个体之间互动中展现出来的过程，即从微观互动角度用参与互动人数的增加、互动在时间的延续和在空间上的扩展的原理去解释宏观社会结构。柯林斯认为社会生活就是具有特定资源、在社会市场上互相讨价还价的人们的不断谈判。他的观点主要倾向交换理论，但也有互动论和民俗学方法论的因素，因为他反复强调对话和交谈是社会市场的关键资源。此外，他把感情视为隐藏在互动和社会结构背后的动机，也具有精神分析的成分。柯林斯将上述三种理论融合在一起，力求概括互动的本质和互动形成，再现宏观结构和宏观结构反作用于互动的基本特征，同时采用了马克思、韦伯和迪尔凯姆的某些见解，成为一种综合的理论研究观点。
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坚持社会学理论本质的批判性，在拒斥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方向上力求对各种理论观点作出综合。他的“结构性理论”把结构界定为行动者在超时空的互动脉络中所使用的“规则”和“资源”；行动者正是在使用这些规则和资源时在时空中形成或再现出结构。他强烈地反对社会学理论中的二元论，力主对微观—宏观、主体(人)—客体（社会）、主观—客观诸如此类的二分法实行理论综合。在他看来，这些对立的二分内容并不能构成二元论，而是同一实在的“两面性”。人们在互动中使用规则和资源构成了日常生活中共有的社会结构，同时也再现了结构的规则和资源。社会系统的结构特征既是构成社会系统的手段，又是这种构造实践的结果。因此，个体行动、互动、社会结果都是互相包容、彼此涵括的。有时为了分析的便利可以区分为互动中的个人和制度结构中的个人，但这也只是方法论上的程序问题，而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确认。吉登斯把结构解释为规则和资源，它们可以派生出许多不同的组合，加之借用法国结构主义者C.列维－斯特劳斯的某些观点，从一般结构原则和结构要素去看待不同社会，于是，他的结构性理论就从不同方面把结构论、功能论、互动论、现象学社会学和精神分析理论的各种思想传统融汇成一个概念体系。
亚历山大提出的新功能主义试图在“后实证主义”基础上对各派理论进行综合。亚历山大认为，通常作为一门科学理解的社会学都有一种实证主义倾向，它的一种关键性的前提预设是把事实陈述与非事实陈述 (价值判断)相分离，进而认为在社会学理论中哲学或形而上学不起基本作用；社会学的争论只能根据经验事实或实验才得以确立；实证或否证的方法技术具有终极意义。与这种实证主义观点相反，亚历山大认为，一般思维和具体思维对科学都有决定作用，因为科学运行在经验环境与形而上学环境之间的“科学连续统”上，这个连续统从最一般的、形而上学的假设到较具体的理论假设和模型，再到更为经验性的假设和方法规则，最后过渡到与经验相关的假设和事实；连续统不同层面或维度的科学规则之间都具有相对自立性，具有各自独立的评判标准，同时又相互保持紧密的联系，不能将特定层面的问题“化约”（还原）或“混同”于其他层面的问题。社会学的理论逻辑的任务就是要解释这些科学规则的作用及其内部相互关系，这一任务是不能靠方法论或经验逻辑来解决的。为此，他反对社会学的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同时也强烈地排斥将理论逻辑化约为意识形态的作法以及极端的相对主义，主张采取“多维度”的理论视角把社会学的不同思想传统和理论流派融汇起来。
针对60年代以后在批判结构功能主义之后形成的以互动论、交换论和民俗学方法论等为一方的微观分析和以冲突论为另一方的宏观分析的对立，亚历山大的新功能主义主张对双方持开放态度，并试图在功能主义传统背景下对上述理论实行整合，通过重构帕森斯的行动理论综合微观理论的洞见，探索联结微观个体行动与宏观社会结构和制度的环节；在保持帕森斯“规范秩序”的前提下，强调对权力、强制、冲突、战争等问题进行宏观分析的必要性，力图把社会变迁研究纳入帕森斯的“分化”理论之中。此外，亚历山大对文化社会学给予高度重视，并力求在功能主义框架之内解决文化与社会、与人格系统的关系问题。由此可见，亚历山大的新功能主义既强调对帕森斯理论的传承关系，又强调从内部对这一理论尤其是它的实证主义认识论进行批判，要求在“后实证主义”基础上建立多维度的理论框架，对各种社会学理论传统进行综合。
还应指出，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也是一种植根于批判理论基地上对社会学各种思想传统实行理论综合的尝试。按照哈贝马斯关于知识类型和人类认知旨趣的观点，沟通行动理论是从批判反思的立场将经验资料和意义理解加以整合。在这种整合下的资料和意义便不同于从技术控制观点所掌握的资料及其变量之间的关系，也不同于单从沟通理解观点所获得的意义共识。因此，作为批判理论的沟通行动理论，它同时是经验分析的、意义理解的和批判反思的，是三者的综合。
在各种思想观点不断相互融合和综合的发展趋势中，社会学史上曾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观点受到了抑制，社会认识的复杂性和综合性受到日益增多的关注。与过去相比，社会学的理论色彩和认识论色彩加重了。为了对各派观点进行理论综合，就需对不同理论的思想渊源加以深入的考察，70、80年代以来出现了研究古典社会学家思想的热潮，其中迪尔凯姆、韦伯和马克思是各派研究的焦点。迪尔凯姆及其社会学实在论是西方社会学中的正统观点，他的思想影响历久不衰。相比之下，韦伯的理解的社会学观点在50年代以后普遍传播开来，而马克思的社会学思想则是在70年代以后受到日益增多的研究。
社会学的分化和“本土化”趋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革命的飞速发展给社会生活带来了急剧的变化。社会生活节奏加快和社会生活领域分化，提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新现象，需要社会学加以分门别类的专门研究，从而导致了社会学研究领域的分化。社会学的分化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1）社会学在社会科学体系中的专业化，它与历来关系较密切的并长期相互依附的学科完全分离，即不仅独立于哲学，而且与历史学、经济学、心理学、地理学分离，成为与它们具有同等地位的完全独立的一门社会科学。
（2）在社会学内部，原来一些与之共生共存的学科，如人口学、社会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等，也分化出去取得独立地位。
（3）依照不同社会领域和不同社会问题的研究，社会学日益向着专门化和分支化发展。50年代，在席卷世界范围的现代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工业社会学、都市社会学、农村社会学、组织社会学相继出现。60年代是世界经济飞速发展和西方社会急剧变迁的时期，劳动社会学、职业社会学、教育社会学、文化社会学、大众传播社会学、集体行为和犯罪研究都成为独立的热门课题。7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闲暇社会学、消费社会学、老年社会学，以及研究移民和失业的社会学日益增多起来。分支社会学不断增多的倾向引起了人们的一些疑虑：如果每个社会生活领域都将有一门分支社会学来研究，那么社会学是否还是一门统一的科学？为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回到社会学的性质和研究对象的古老争论中去。
战后，社会学在不断分化的同时，还经历着一个“本土化”的发展过程。所谓“本土化”是指用外来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研究本土社会，从而对原有的理论和方法加以检验，结合本土实际情况修正其中的某些概念，或赋予新的内容，或重新建构一些更为切合本土现实的理论和方法论。
50年代，西方社会学如雨后春笋般地兴起的现代化研究，通常沿用结构功能主义把社会发展区别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传统社会被视为静态的、特殊主义的、重视名位身份的，而现代社会表现为动态的、普遍主义的、看重能力成就的。当人们用这种理论模式研究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化和都市化问题时，不断发现许多完全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特征，使西方社会学的某些理论、模式、范畴时常发生“解释不通”的情况。于是许多社会学家结合不同民族的文化、历史背景，对起源于西方的社会学理论提出批判、修正或重建，在不同国家的社会学中形成了本土化的发展趋向。A.G.弗兰克对拉丁美洲国家进行详细的研究，他依据P.巴兰的政治经济学观点建立的“依赖理论”（见社会发展理论）对“现代化”理论作了深入的批判，指出由现代化概念引出的发达与不发达、传统与现代的区分都是西方跨国公司扩张所造成的剥削和依赖关系。60年代后期，以日本为代表的东亚几个传统上奉行儒家文化的国家在经济上的飞速发展，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诸如家庭中心观念、东方的家产继承制度，以及儒家的忠孝仁爱等传统社会的价值因素和结构，仍在现代化进程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在探究西方以外的一些地区的社会现实时，不能削足适履地套用社会学原有的一些理论模式，而必须加以改造、修正或重新建立一些适合本土文化、历史背景和社会现实的新的理论和方法论。
社会学的本土发展也从理论和方法论上使实证主义陷入困境。按照传统的实证主义观点，社会学被认为如同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是一种统一的、无差别的客观科学。按照实证主义的这一前提预设，社会学家必须恪守“价值中立”的立场，力求应用科学的、计量的方法，客观地验证各种假设和命题，以求获得关于社会的精确知识，最终要对社会现象做出普遍性、规律性的解释。但它忽视了不同民族和地域在文化上和历史上的特殊性和连续性。至于实证主义提倡的比较研究，无非是要从比较得出的差异中找到具有普遍解释能力的理论模型，目的仍在力求使社会学日臻成熟，成为或接近成为自然科学那样客观而精确的科学。这种实证主义的科学观自60年代以来受到了来自不同方面的批判。最具挑战性的是库恩依据科学史材料提出的关于科学革命及其结构的论述，以及由此引起的拉卡托斯、P.K.费耶尔阿本德关于科学哲学的辩论，其中关于“科学”的重新界定和重新认识，从基础上动摇了传统的科学观。此外，受日常语言分析学派影响的社会学家温奇、现象学社会学家舒茨和解释学家H.G.加达默尔，都从不同学术立场一致强调，由人际互动构成的社会现象本质上是一种互为主体性，从而使实证主义社会学将社会现象完全客观化的观点受到了更严重的挑战。还有倡导批判理论的社会学家哈贝马斯关于知识的三种旨趣的论述，又从另一立论角度阐明，从本质上看，实证主义主张的经验分析的知识与解释性的历史知识具有不可割裂的互补性，而批判已有的知识则是对经验的分析和意义的解释之统合。
当代科学的各种思潮从不同方面证明，实证主义作为认识社会的一种理论和方法论有其合理性的方面，但它只是从社会现象的客观性和普遍性方面去把握社会，忽视了社会现象发生的具体历史文化背景和行动者赋予它的主观意义。从上述各种反实证主义的社会学理论观点来看，无论是社会现象的形成还是对社会现象的解释，都不能脱离对“情境”的界定，因此试图建立一种世界各国普遍适用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是不切实际的。各国、各地区的社会学研究，必须结合自己社会的文化背景和生活实际，寻求解释自己的研究对象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论。正因为如此，从60年代以后，许多国家，尤其是后发展起来的国家，相继提出并开始了社会学本土化的进程。
在东方诸国中，中国是从西方引进社会学较早的国家。清代末叶，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武装侵略，打破了中国长期闭关锁国的封闭隔绝状态，使以自给自足经济为基础的、政治上依靠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封建专制的清王朝，陷入日益严重的覆灭危机。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以及庚子赔款这一连串接踵而至的丧权辱国事件，彻底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昏庸腐败，进一步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一部分受过西方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为挽救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机，主张必须学习西方，办洋务，走日本明治维新富国强兵的道路。起初，他们关注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采西学”、“制洋器”，目的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但中日甲午海战的惨败彻底打碎了“洋务运动”的梦想。在残酷的现实教育下，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开始宣传维新变法思想，主张学习西方不仅要在浮表上学科学技术，而且要从根本上学习西方的人文知识和社会思想，按照西方社会面貌自上而下地改变中国。在这种社会改良主义思想的推动下，章太炎于1902年翻译了日本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几乎在同时，严复将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译成《群学肄言》，稍后又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通常人们把这视为社会学从西方传入中国的标志。
早期的中国社会学以翻译介绍英、美和日本的社会学著作为主。清末中国政府曾多次派遣留学生去日本学习，归国后他们曾将一些日本社会学的著作翻译出版，其中章太炎译有贺长雄《族制进化论》(1902)、吴建常译市川源三易名的《社会学提纲》(1903)等。率先在中国实施社会学教育的是美国在华办的一些教会学校，1908年上海圣约翰大学曾开有社会学课程，并以W.白芝霍特的《物理学和政治学》一书为教本。1913年上海沪江大学由美国布朗大学葛学博教授创立社会学系，并邀美国学者来华任教。清华学校于1917年开设社会学课，由美国人C.G.狄特莫任教。早期的社会研究多是由教会学校外籍教师主持下的小范围的调查，其中1918～1919年燕京大学教授步济时与美籍传教士S.D.甘博曾对北京社会状况进行调查，成果曾用《北京──一种社会调查》（英文，1921）发表，这可视为中国最早的城市社会学研究。
30～40年代，是中国社会发生激烈变动的时期。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以及随后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极大地加剧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固有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使中国陷入了严重的社会、政治、经济危机。在连年战争造成的极端困难的教学和科研条件下，一批先后在国外学成归来的知识分子，较为著名的有孙本文、陈达、李景汉、吴文藻、吴泽霖、吴景超、许德珩、陈翰笙、费孝通、雷洁琼、杨堃等人，为社会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其中费孝通对中国江南农村社会经济的研究和李景汉对河北定县的农村调查，为从社会学角度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经济状况提供了现实依据。另一方面，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如瞿秋白、李达等人在大学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使阶级斗争、社会革命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50年代初，受苏联的影响，在高等学校停止讲授社会学，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70年代末。
1979年，在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之后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国民经济建设的轨道上，中断了近30年之久的社会学开始重建。在10余年的时间里，社会学在中国获得了很大发展，这主要表现在：
（1）建立和健全了社会学的研究、教学机构和学术团体。1979年成立了中国社会学研究会，1982年易名为中国社会学会。至1990年，全国大多数省份都成立了社会学会，部分大中城市也有了社会学的学术团体；大多数省市社会科学院都成立了社会学研究所或研究室等专业机构；已有12所大学建立了社会学系或社会学专业，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还设立了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有近50％的高等院校设立了社会学教研室，开设有关社会学的课程，中共中央党校和相当一部分省市地方党校也建立了社会学教研室或开设社会学课程。
（2）培养和训练了社会学教学和科研队伍。经过10余年的发展，已形成一支拥有1200多人的社会学教学和研究的专业队伍，其中有高级职称的达200余人。1989年，在校的社会学专业本科生近千人，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近 200名。
（3）对国情和当代中国社会问题进行了比较广泛的调查研究，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如费孝通主持的中国小城镇调查研究，雷洁琼指导的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成都 5城市家庭调查等，所获成果均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实际应用价值。其他具有重要影响的调查成果还有：“中国青年的生育意愿调查”、“当代中国青年职工状况调查”、“80年代农村青年状况调查”、“全国六省市青少年犯罪原因调查”、“天津市区千户居民户卷调查”、“城市居民生活方式调查”、“天津市区老年人状况调查”、“上海市人口老龄化趋势调查”、“北京市人口和城市发展问题调查”、“武汉地区中年知识分子状况调查”、“黑龙江人口迁移调查”、“关于中国农民和农村生活方式的调查”，以及广州市和深圳市的社区调查等等。在一些跨学科的大型综合性调查中，也有许多社会学工作者参与，充分显示了中国社会学界的研究实力。如从1988年开始进行的全国百县市情调查，在参与调查的上千名社会科学工作者中，就有相当数量的社会学工作者成为其中的主力或骨干。
（4）吸收并消化国外社会学的先进方法和技术，同时参考和借鉴国外社会学理论，全面展开对社会学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社会学方法、社会学史和社会学的分支学科的研究、探讨，取得了一批有价值的学术成果。（见中国社会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