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Zhongguo nongshu
[外文]：agricultural books of ancient China
一般指中国受到近代实验农学影响以前历代有关农业生产的著作。中国早在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学说中即有农家及农家的著作，如《神农》、《野老》等，但早已失传。《汉书·艺文志》子部列有农家九家，是中国历史文献上著录农书的开始。到宋代，由于社会生产发展较快，雕版印刷技术有了迅速提高，著名古农书如《齐民要术》、《四时纂要》等遂得以刊刻普及，农业专著、谱录之类的农书显著增多。《宋史·艺文志》载农家类著作已增至 107种。《元史·新编艺文志》列元朝所添农书 8种，《明史·艺文志》又增加明朝新撰农书23种。清《四库全书》入编农书10种，存目农书9种。历代公私书目中，因收录者对农书的范围和含义理解不同，所收农家类书籍的种类有多有少，取舍很不一致。如宋代《直斋书录解题》农家类兼及“花果栽植之事”，所采农书范围较宽;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强调五谷本业，把相牛、相马类专书及园圃农书和竹谱、橘谱等专谱农书都汰除在外，所收农书较为偏狭。就是各家书目中所收录的农书，也是很不完整的，例如许多类书、丛书、方志等古籍所收录的农书，不少都未计算在内。
按广义农业看，中国农书包括大田作物、果树、蔬菜、花卉、林木、蚕桑、畜牧、兽医、水产、农具、农田水利、农副产品加工与贮藏等方面，不但内容丰富，包括面广，而且农书数量之多，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据王毓瑚在《中国农学书录》中记载，中国农书有 542种，其中流传至今的约 300余种。北京图书馆主编的《中国古农书联合目录》收录了 643种。日本天野元之助《中国古农书考》叙及243种，该书索引开列的农书及有关目录约有 600余种。这样经过近代系统整理的农书数目虽然仍不一致，但较前是更全面地反映了中国农书的面目。
根据记载内容的范围，中国农书可分为综合性农书和专业性农书两大类。
综合性农书
相当于广义的农书，内容包括农、林、牧、副、渔等多方面。按其涉及地域范围的大小和编写体例的不同，又可分为全国性农书、地方性农书和月令类农书3类。
全国性农书这类农书反映广大地区直至全国的农业情况。最重要的有五大农书，即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元大司农司撰的《农桑辑要》，元代的《王祯农书》，明徐光启撰的《农政全书》和清乾隆官修的《授时通考》。这五大农书既有综合性的共同点，又在历史背景和内容方面各具特色，是中国农书的典型代表。此外，战国时期《吕氏春秋》的“上农”、“任地”、“辨土”、“审时”4篇农学著作，反映了中国精耕细作农业传统的发端；《管子·地员》篇论述了土壤和植物的关系，都是很重要的综合性农学论文。它们在先秦农家思想文献佚失的情况下，尤其具有可贵价值。成书于西汉的《氾胜之书》虽然保存下来的字数不多，其内容也属于综合性农书。
地方性农书这类农书与全国性农书的区别在于所叙述的农业背景有明显的地方性，述及的生产经验有强烈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并且很少或不引用前人文献，所述技术一般是当地农民经验或作者实践的体会，其理论概括和分析也常有独到之处。典型的代表是南宋的《陈旉农书》，该书提出的“地力常新壮”论点是中国传统农业有关土壤改良的高度概括。明末的《沈氏农书》所述的水稻施肥理论和实际操作也合乎现代植物生理学原理。这两部书反映了南宋及明末两个不同时期的苏南、浙北农业发达地区的成就。清初杨屾《知本提纲》中的“修业”章，是有关陕西关中地区旱农生产技术的农学论文，既有实际操作，又有理论分析，是很精辟的地方性农学文献。
月令类农书是指用月令、时令及岁时记载等体例写成的农书。“月令”一词最初见于《礼记·月令》，是把一年中该做的事逐月加以安排，主要包括天象、物候和农事活动，以后又增加了天子百官的起居、祭祀、礼仪和平民百姓应遵守的法令、条戒等。月令体裁的起源可追溯到先秦时期的《夏小正》，该书虽无月令之名，但也是按十二个月分别记载天象、物候、农耕、狩猎、蚕桑以及政事等。汉以后，月令类农书在内容和体裁上有所发展和演变，除农家月令书之外，还采用时令、岁时记等形式，内容扩大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历代相沿，以月令体裁写成的农书约20余种，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东汉崔寔的《四民月令》、南朝梁·宗懔的《荆楚岁时记》、唐韩鄂的《四时纂要》、元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等。大型农书如明《农政全书》、清《授时通考》以及小型农书如清张宗法撰《三农纪》等书中都专辟月令体例的内容。这类农书由于实用性强，各项农事严格按不违农时的原则周密综合安排，一直受到民间欢迎。近代的农业科学技术手册、农事历等，实际上继承了月令体裁的一些优点。
专业性农书
只涉及农、林、牧、副、渔某一方面，专门论及一种或一类栽培植物、家养动物或农业技术的农书。这类农书门类多、数量大，占中国农书的极大多数。
果树类农书《诗经》中已有关于果树名称的记载，但果树专著的出现则始自唐代以后。这类专著大多出自在产区为官而又注意农事之人的手笔。如南宋韩彦直是山西人，在温州做官，写了著名的《橘录》。也有的是长期生活在产区的当地人所写，如清赵古农自幼生长在盛产龙眼的广东番禺，所写《龙眼谱》就很翔实可信。中国原产的果树如柑橘、荔枝、龙眼、枣、桃和中国李等都有专著，其中荔枝的专著现存的即有10余部之多，北宋蔡襄的《荔枝谱》是世界最早的一部荔枝专著。此外，更多的果树文献还散见于综合性的农书，如《齐民要术》、《王祯农书》、《群芳谱》、《农政全书》等都有果树栽培各论的专篇。月令类农书中的逐月农事安排也都列出果树的修治斫伐、嫁接、治虫等技术。其他重要类书如唐《艺文类聚》、宋《太平御览》、明《三才图会》、清《古今图书集成》中也都收有历代农书中有关果树的资料。历代本草类的著作虽不属于农书(如《名医别录》、《图经本草》、《本草纲目》等)，但书中也有果树方面的内容。
蔬菜类农书中国古代蔬菜类农书较少，现在流传下来的只有北宋僧人赞宁的《筍谱》、南宋陈仁玉的《菌谱》、明黄省曾的《芋经》（又名《种芋法》）等。但有关蔬菜的文献则很多，多散见于综合性农书、月令类农书和重要的类书中。此外，值得提出的是从明代开始，陆续出现野菜类专著如明代朱的《救荒本草》、王磐的《野菜谱》、鲍山的《野菜博录》等。这类专书的目的在救荒，所记植物大都是野生蔬菜，并都有图象，可以按图索骥，对于今天鉴定植物的种名和整理发掘蔬菜资源有一定价值。
花卉类农书据王毓瑚《中国农学书录》所载，花卉类农书总数达150种，现存约85种，其中以明、清两代的居多。可根据其体例、叙述范围和对象分为3类:其一是通谱类花卉专书，是收录多种花卉于一书，再分门别类地叙述，如北宋周师厚的《洛阳花木记》，南宋陈景沂的《全芳备祖》，明王路的《花史左编》，清陈淏子的《花镜》等。其中有的详于品种名称的登录，如《洛阳花木记》；有的详于栽培技术的介绍，如《花镜》;有的详于历史文献中有关花卉的赋咏辞藻的记录，如《全芳备祖》等。其二是专谱类花卉，一书只记一种花卉。自晋戴凯之的《竹谱》起，到宋代陆续出现了牡丹、芍药、菊花、兰花、梅等专谱，到明、清更多。著名的有宋代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刘攽的《芍药谱》，刘蒙的《菊谱》等。这些专谱着重品种和鉴赏，栽培技术记述较少。其三是一些农书中收有的花卉内容，如南宋吴怿的《种艺必用》，明王象晋的《群芳谱》等。此外，在本草类书和其他大型类书中也有花卉的内容。
畜牧、兽医类农书从历代书目中可查到的畜牧、兽医类文献约510部(篇)，但保留下来的仅十分之一。畜牧类农书以“相畜”为最多，其次是“马政”，有关饲养管理、繁育及畜产品利用加工的文献多散见于综合性农书如《齐民要术》、《王祯农书》、《农政全书》等的畜牧部分，或辑录在《古今图书集成》等类书中。早在春秋、战国时，已出现了伯乐、王良、九方皋、宁戚等著名相马、相牛专家。但战国以前的相畜文献未能流传下来。两汉以后流传的《伯乐相马经》、《宁戚相牛经》和《隋书·经籍志》中的《相鸭经》、《相鸡经》、《相鹅经》等，可能渊源于此。马政是历代王朝为繁育战马而颁布的政令，明杨时乔的《马政纪》是现存较完整的一部马政书。
兽医类多为专书，为数不少。但南北朝以前书名已佚。《隋书经籍志》录有兽医专著9种，均已佚失。在现在流传的重要兽医专书中，唐李石撰《司牧安骥集》和北宋王愈撰《蕃牧纂验方》所选录的许多验方，有些至今仍应用于临床，对中兽医方剂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元卞宝撰的《司牧马经·痊骥通玄论》，不泥古而多创新，有较大的实用价值；明喻仁、喻杰兄弟编著的《元亨疗马集》，编写层次分明，对八纲辨证施治、区别诊断多有卓见，治疗方药也多成效，此书流传最广，影响远及日本等国。
农具书最早记述和研究农具的古籍，当推《周礼·考工记》;但作为记述农具的专书，则以唐陆龟蒙的《耒耜经》为先。此外，尚有宋曾之谨的《农器谱》（已失传）、明王徵的《新制诸器图说》和清陈玉璂的《农具记》等。专业性农书中，农具书是较少的一类。但在一些综合性农书中，大量载有中国古代的农具，其中《王祯农书》的叙述详细尤为全面，附有农器图100多幅，堪称集中国古代农具之大成者。明末《农政全书》中也专列“农器”一门，除记述中国的传统农具外，还介绍了当时欧洲的灌溉机械。此外，在一些类书如清《古今图书集成·考工典》中，也收集有大量的农具资料，可供研究、参考。
治蝗类农书中国历史上蝗灾不断发生。中国人民在与蝗害的长期斗争中，积累起丰富的经验和措施。南宋董煟的《救荒活民书》中有最早的治蝗专篇。明徐光启的《屯田疏稿·除蝗第三》是论述治蝗的奏疏，提出八条除蝗意见，作者还运用历史统计方法，得出蝗类最盛于夏秋之间的正确结论，并根据统计资料基本划定中国的蝗区，提出了根治蝗灾必先消灭蝗虫孳生基地的正确主张。到清代，陆续出现了20余种治蝗专书，既收录有关历史资料，也总结当时当地农民的治蝗经验。其中陈世元汇辑的《治蝗传习录》，收录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陈经纶所写《治蝗笔记》，是中国放鸭除蝗的最早记载。在治蝗类农书中，清顾彦所辑的《治蝗全法》，虽然基本上辑录前人成说，但辑者也加了一些夹注和眉批，是篇幅最多、内容最全的一部治蝗专书。
除上述专业性农书外，中国古代还有大量有关蚕桑的著述（见古蚕书），以及有关水产、农田水利的著作等，也都是中国农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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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毓瑚：《中国农学书录》，农业出版社，北京，1964。
- 石声汉：《中国古代农书评介》，农业出版社，北京，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