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М.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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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国防会议主席,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1931年3月2日生于俄罗斯联邦南部的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红色近卫军区普里沃利塔夫耶村一个农民家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恢复国民经济,亟需劳动人手,戈尔巴乔夫在中学读书中途辍学,于1946年到农机站去作农机手助手,业余坚持自学,读完中学全部课程。1950年经推荐进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学习。1952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54年当选莫斯科大学党委委员。次年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从事共青团工作,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团委宣传鼓动部副部长。1956年任斯塔夫罗波尔市团委第一书记。1958年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团委第二书记,不久任第一书记。1962年起先后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农庄农场生产管理局党组织员、边疆区党委机关部部长。1966年任苏共斯塔夫罗波尔市委第一书记。在职期间,自学斯塔夫罗波尔农学院的农艺学和经济学函授课程,1967年毕业并获得学位。1968年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第二书记,1970年任第一书记。1971年在苏共第24次代表大会上当选苏共中央委员。因在边疆区领导农业“作出有份量的贡献”,1978年当选苏共中央书记,主管农业。1979年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80年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2年起兼任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和苏共中央政治局普通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体系改革委员会主席。1985年3月10日К.У.契尔年科逝世,次日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并任苏联国防会议主席。同年7月当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1988年10月1日,当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89年5月25日,苏联召开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被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同年12月当选苏共中央俄罗斯联邦局主席。

戈尔巴乔夫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为扭转国家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危机前的形势”和克服“严重的停滞现象”,于1985年4月召开苏共中央全会,提出了“具有改革思想的”、在科技进步的基础上“加快苏联社会经济发展的方针”。1986年苏共第27次代表大会和1987年苏共中央 1月全会进一步确认并阐述了这一方针。1987年苏共中央6月全会制定了“改革的完整构想”,指出“加快社会经济发展的最主要条件是根本改革经济管理”。

在戈尔巴乔夫主持下,苏共中央 6月全会所制定的一整套经济管理体制的基本内容是:从行政的领导方法向经济领导方法过渡;从过份集中的指令性管理体制向民主化体制和调动个人积极性的体制过渡;企业和联合公司向完全经济核算、自负盈亏和自筹资金的经营机制过渡;企业向自主解决从内部生产组织直到选举企业领导人的自治过渡。这套管理体制的核心,是“将企业改行完全经济核算制,同对国民经济的集中领导进行重大改革结合,自下而上地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同时辅以一系列配套措施。

戈尔巴乔夫强调,“政治体制改革是改革不可逆转的极其重要的保证”。为此,1988年6月底和7月初举行苏共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对于政治体制改革作出了若干重大决定。其中主要有: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领导干部实行任期制,任期不得超过两届,每届5年;党、政各级领导干部实行差额选举制;每隔2~3年召开一次各级党代表会议,部分更换党委成员;党、政职能分开,扩大苏维埃的权力;建立新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改革法制,加强监督,建立宪法监督委员会和党的监察委员会;反对官僚主义,实行“民主化”和“公开性”等。

在对外政策上,戈尔巴乔夫认为,当今世界是一个既充满矛盾,又互相联系、互相依赖的整体。他的“新的政治思维的核心是承认人类的价值、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一旦爆发核战争,一切生命都将从地球上消失”。他赞同Н.С.赫鲁晓夫在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新的世界大战不是注定不可避免而是可以防止的观点,声明“战争绝不是社会革命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在核时代,战争与革命之间不再存在因果关系”。战争是政治以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公式“已经过时”。因此,各国必须学会在这个世界上和平地生活。它们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应当进行竞赛。它们之间的“和平共处不应再看作是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每个国家的人民都有权选择自己的社会发展道路与生活方式。1987年12月8日,戈尔巴乔夫与美国总统R.W.里根签订“中导协定”。戈尔巴乔夫于1989年5月15~18日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中苏两国领导人举行高级会晤,实现了中苏两国、两党关系正常化。

参考书目
  1. М.С.戈尔巴乔夫:《苏共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政治报告》(1986年2月25日),新华出版社,北京,1986。
  2. М.С. 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六月全会上作的《关于党的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任务》的报告(1987年6月25日),新华出版社,北京,1987。
  3. М.С.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作的《关于苏共“二十七大”决议的执行情况和深化改革的任务》的报告(1988年6月28日),新华出版社,北京,1988。
  4. М.С.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世界知识出版社,北京,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