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xiangju
戏曲剧种。流行于湖南中部、东部一带，以及江西萍乡、吉安等地。因以长沙、湘潭为活动中心，故一度又称长沙湘戏。
湘剧用中州韵、长沙方言演唱。有高腔、低牌子、昆腔、弹腔四种声腔。其高腔由弋阳腔逐渐地方化后形成。一人启口，众人帮和，伴以锣鼓，不托管弦。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徐渭所著《南词叙录》说：“今唱家称弋阳腔，则出于江西，两京、湖南、闽、广用之。”可见当时弋阳腔已在湖南流行。后来又受青阳腔和地方音乐的影响，在曲牌中添入大段滚唱，形成湘剧高腔中的“放流”。主要剧目有《金印记》、《投笔记》、《琵琶记》、《白兔记》、《拜月亭记》等。低牌子是一种曲牌联套体结构的唱腔，唱时用唢呐或笛子伴奏，配以锣鼓。为了丰富唱腔，便于表现各种不同的情绪和气氛，逐渐形成在同一剧目中，高腔和低牌子分折间唱的演唱形式。这类“高低间唱”的剧目有连台本戏《封神榜》、《岳飞传》、《目连传》以及《百花记》、《鱼篮记》等。昆腔传入，稍晚于弋阳腔，清初曾一度盛行，但到清末，日渐减少，现仅存《藏舟刺梁》、《思凡》、《春香闹学》等少数几出。清代中叶徽调和汉调流入，湘剧始有弹腔（又叫乱弹），称为南北路。南路相当于二簧，北路相当于西皮。同治、光绪以后，弹腔成为湘剧的主要唱腔，剧目除《三国》、《水浒》、《杨家将》等历史故事戏外，尚有称为“三十六按院”的一批公案戏，如《四进士》、《奇双会》等。
康熙年间，湘剧班社大多以唱高腔为主，或高、昆兼唱，如福秀班、老仁和班。乾隆年间，湘剧班社逐渐增多，其中大普庆班则以昆腔为主要唱腔。当时，长沙、湘潭已建老郎庙（梨园公所），并开始设科班传艺。道光年间，出现了最早以唱弹腔为主的仁和班。到了同治、光绪年间，不但班社蓬勃兴起，而且各地纷纷办起科班，仅长沙一带，就先后设立30多班，如五云、三元、华兴等科班，为湘剧培养了大批演员。1921年，又办起福禄坤班等女子科班，自此湘剧有了女演员。1938年12月。田汉曾主持举办湘剧演员短期训练班，先后组成7个湘剧宣传队，在湖南南部及广西桂林一带活动，积极排演新戏，对宣传抗日战争起过一定的作用。在抗日战争中，湘剧受到严重的摧残，许多戏班被迫流散，不少名演员在战火中牺牲。直到1949年后，湘剧才得到新生，在艺术上得以蓬勃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整理、创作了不少剧目，其中较有影响的传统剧目有《琵琶上路》、《打猎回书》、《追鱼记》等。高腔剧目《拜月记》和创作的现代戏《园丁之歌》均已摄制成影片。
脚色行当分大靠把（正末）、二靠把（副末）、唱工(正生)、小生、大花脸(大净)、二花脸(二净)、紫脸(重唱的净)、三花脸(丑)、正旦(青衣)、做工旦(花旦)、旦（贴，包括小旦、武旦）、婆旦(老旦)等。小生不仅有文巾、罗帽、雉尾、蟒靠之分，而且有穷、文、富、武四种戏路做派（即富贵衣小生、褶子小生、袍带小生、武打小生）。生行的表演，如《祭风台》中拖鞋而出的“趿鞋路”，《金沙滩》中金鸡独立的“船路”，《金马门》中踉踉跄跄的“醉路”，以及旦行《蝴蝶媒》、《温凉盏》中的大脚婆路，和正旦合演《琵琶上路》中的滚唱，都有独特的表演和唱功。又如生扮《空城计》中之司马懿，小生扮《哭祖庙》中之刘谌，花脸扮《装疯跳锅》中之蒯彻，也颇具特色。近百年来，先后出现的名演员有柳介吾、李桂云、李芝云、言贵云、陈绍益、胡普临、彭凤姣、吴绍芝、罗元德、罗裕廷、贺华元、徐绍清、彭俐侬等。
湘剧高腔有曲牌300余支，南曲多于北曲；低牌子曲牌名多与高腔相同，唱时字多腔少；弹腔（乱弹）中除南、北路外，尚有反南路（反二簧）、反北路(反西皮)，以及平板（四平调）、安庆调（吹腔）、七槌半（南罗，即罗罗调）。乐队原为文场2人，武场4人。乐器有二弦、月琴、笛、唢呐、鼓板、大钹、大锣、小锣等，现已有所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