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尚任

清代戏曲作家。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别号岸堂,自署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孔子64代孙。

孔尚任的生平和创作

孔尚任在康熙六年(1667)前后考取秀才。他青年时期用心举业,留意礼、乐、兵、农诸学。考订古代乐律。康熙十七年(1678),结庐曲阜县东北石门山,隐居读书。他在这一时期所写的作品,辑成《石门山集》。康熙二十年(1681),以捐纳为国子监生。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圣祖玄烨南巡,返经曲阜,孔尚任被荐讲经,受到清圣祖的赏识,不拘定例,破格录用。次年初,入京为国子监博士。他写的《出山异数记》,详细地记载了这段经历,披露了他对清代统治者感激的心情。

清刻本《石门山集》

康熙二十五年(1686),孔尚任随工部侍郎孙在丰往扬州,参加疏浚黄河海口的工程,康熙二十八年(1689)暮冬离扬返京。 3年多的淮扬生活,使他对社会现实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写了不少诗歌反映人民生活的苦难和官场的黑暗腐败,例如《淮上有感》:“九重图画筹难定,七邑耕桑户未收。为问琼筵诸水部,金樽倒尽可消愁?”表达了他对那些不顾人民死活的“冠盖”、“使臣”的愤慨。他辑入淮以后的诗文为《湖海集》,自说集中的作品是“呻吟疾痛之声”(《与田纶霞抚军》,《湖海集》卷 8)。扬州当时为文人荟萃之地。他结识了冒襄、黄云、宗元鼎、邓汉仪等明末遗老。他还在扬州登梅花岭,凭吊了史可法的衣冠塚;在南京拜谒了明故宫、明孝陵,并去栖霞山白云庵会见曾任明锦衣卫的道士张怡。这些都使他增长了不少南明兴亡的实际知识,也为他日后创作《桃花扇》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孔尚任回到北京以后,生活枯涩,兴趣转移到旧书和古董的搜集上。康熙三十年(1691)购得唐宫乐器“小忽雷”。 3年后,和友人顾彩合撰《小忽雷》传奇。该剧根据唐段安节《乐府杂录》的记载,描写梁厚本和郑盈盈的爱情故事,鞭笞暴虐骄横的权奸,痛斥趋炎附势的小人,主题思想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头绪纷繁,人物众杂,艺术上还不够成熟。

康熙三十四年(1695),孔尚任迁户部主事,任宝泉局监铸。撰《人瑞录》。康熙三十六年(1697)七月,封承德郎。康熙三十八年(1699)六月,他的代表作《桃花扇》传奇问世。《桃花扇》的创作开始于孔尚任未出仕时;后出使淮扬,在泰州枣园继续谱写(《小说枝谈·桃花扇》条引《脞语》),历经十余年的惨淡经营,三易稿而始成。

康熙三十九年(1700)三月,升户部广东司员外郎,不久罢官。关于罢官原因,现存史料中缺乏明确的记载。他自己说是“命薄忽遭文字憎,缄口金人受诽谤”(《放歌赠刘雨峰》),他的朋友刘中柱也说是“事在莫须有更悲”(《送岸堂》,《真定集》卷三)。后人对此看法不一,有说是因《桃花扇》思想内容为清廷所忌而贾祸,有说是因孔尚任被诬卷入了贪污案件而去职。

孔尚任返京以后的诗作,结集为《岸堂稿》。康熙四十一年(1702)冬,孔尚任怀着激愤的心情,从北京回到故乡。康熙四十六年(1707)客山西霍州、平阳,纂修《平阳府志》。康熙四十八年(1709)南游,客武昌。康熙五十一年(1712)春应莱州知府陈谦之约,纂修《莱州府志》。康熙五十四年(1715)初,游淮扬寓刘廷玑淮徐观察署,选订《长留集》。《长留集》为孔尚任、刘廷玑二人诗歌的合集,收录了孔尚任出使淮扬期间的诸体诗。旋至扬州,后归曲阜。康熙五十七年(1718)卒于家。

孔尚任著作除上述提到的《桃花扇》传奇和一些诗集外,还有《鳣堂集》、《岸塘文集》、《绰约词》,以及《画林雁塔》、《享金簿》、《会心录》、《节序同风录》等。今人汪蔚林辑有《孔尚任诗文集》。

《桃花扇》的思想内容

《桃花扇》的内容是借复社文人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来反映南明弘光王朝覆亡的历史。侯方域题诗宫扇赠李香君,二人相恋。马士英、阮大铖欲与侯方域结交,通过画家杨文表示愿代出资促成侯、李的结合。李香君怒斥马、阮,侯方域受到李的激励,亦对此事加以拒绝。武昌总兵左良玉率军移食南京,朝野震动,侯方域修书劝阻,阮大铖诬以私通和做内应的罪名,侯方域被迫投奔在扬州督师的史可法。李自成攻陷北京,马士英、阮大铖等迎立福王,并对复社文人进行迫害,准备强逼李香君嫁与漕抚田仰为妾。李香君坚决不从,矢志守楼,倒地撞头时,血溅侯方域所赠的宫扇。杨文在宫扇血痕上画成桃花图,李香君遂将桃花扇寄与侯方域。清兵南下,攻陷南京,李香君、侯方域先后避难于栖霞山,在白云庵相遇,共约出家。孔尚任企图通过这个爱情故事,描写明末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揭示南明覆亡的原因,抒发“兴亡之感”。

孔尚任采摭的史实,始于明崇祯十六年(1643),终于清顺治二年(1645),以清代统治者征求山林隐逸作结。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破居庸,进昌平,攻下北京,推翻了明王朝。接着吴三桂勾结清兵入关,李自成腹背受敌,在北京仅居一月有余,便黄壤肴ァ!短一ㄉ取吩诘诙觥蹲分埃靡话胍陨系钠从沉苏庖焕繁尘啊3珈跏吣(1644)五月,逃亡江南的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皇帝位。明年改元为弘光。不久清兵南下,南京陷落,朱由崧被俘。《桃花扇》正是要从这段史实中揭示出明朝“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桃花扇小引》)。

孔尚任在《桃花扇小识》中明确指出:权奸“进声色,罗货利,结党复仇”,导致了南明的覆亡。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对南明王朝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以及政治的腐败作了淋漓尽致的描写和相当深刻的揭露。君是昏君,臣是佞臣。半壁山河已是不存,昏聩的弘光帝却一意声色犬马,寻欢作乐。第二十五出《选优》描写了他在清兵南下时,关心的仍是“享帝王之尊”,“有声色之奉”。至于作者着力批判的人物马士英,他在亡国大难临头之日,想到的仍是“一队娇娆,十车细软”;阮大铖更是卖官鬻爵,倒行逆施。“幸遇国家多敌,正是我辈得意之秋”,则是他们的心灵写照。当朝权臣如此,掌握重兵、赖以保卫疆土的江北四镇黄得功、高杰、刘良佐、刘泽清也是“国仇犹可恕,私怨最难消”,一味争夺地盘,相互残杀。总兵许定国在清军兵临城下时,杀了高杰,带领清兵连夜南下,争“下江南第一功”。就连坐镇武汉的左良玉,也借剿檄奸臣为名,领兵东下,致使江北淮扬千里营空,清兵乘虚而入,直捣江南,最后导致了南明王朝的覆亡。《桃花扇》用艺术的手段十分真实地再现了这一段历史。

南明王朝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政治上黑暗、腐败,已是千疮百孔,无可救药。虽有史可法这样的贤明正直的官员,也是孤忠无助,只能困守扬州,束手无策。正像《拜坛》一出的眉批所说的:“私君、私臣、私恩、私仇,南朝无一非私,焉得不亡!”《桃花扇》首先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来揭示南明王朝覆亡悲剧的原因,这一点是写得非常深刻的。

作品在痛斥阉党权奸的同时,热情歌颂了李香君、柳敬亭、苏昆生、卞玉京等下层人物。女主角李香君的形象,塑造得更是光彩照人。作为秦淮名妓的李香君,处在受人歧视和凌辱的社会地位。然而她有胆识,有政治远见。《骂筵》一折,不畏强暴,当着马士英、阮大铖的面直言詈骂:“堂堂列公,半边南朝,望你峥嵘。出身希贵宠,创业选声容,后庭花又添几种。”“东林伯仲,俺青楼皆知敬重。干儿义子从新用,绝不了魏家种。”老艺人柳敬亭、苏昆生关心国家安危,不惜出生入死。《修札》、《投辕》中的柳敬亭机智、勇敢,为挽救危急的局势,前去下书,终于阻止了一场即将爆发的内讧。

对《桃花扇》里的男主角复社文人侯方域,孔尚任的态度也是鲜明的。他支持明末东林复社文人的政治主张,同情侯方域的遭遇,指斥魏阉余孽对他的迫害。同时,也写出了他性格中软弱动摇的一面,对复社文人的“调嘴文章,当不得厮杀”,以及留恋征歌选舞等,亦有微讽。

孔尚任截取南明王朝从建立到覆亡的这段历史作为创作题材,描写“朝政得失、文人聚散”(《凡例》),“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先声》)。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写到清兵南下时的扬州之战。史可法受马士英、阮大铖排挤,统率四镇、开府扬州。他忠于明王朝,耿介正直,决心保住扬州。然而只剩3000残兵,不可能挽回败局,最后沉江而死。《誓师》、《沉江》等出主要描写了他的保卫扬州的事迹。这些场面出现在明亡后仅仅50年的舞台上,观众中又不乏明朝的“故臣遗老”,必然在感情上引起强烈的共鸣,唤起他们的亡国之痛。因此,《桃花扇》所抒发的这种兴亡之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给人们在思想上以极大的震荡。

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孔尚任在《桃花扇》中还不能全面地历史地揭示出南明亡国的本质原因。他对明末农民起义军采取敌视态度,在《总批》里说:“明朝之亡,亡于流寇也”;在闰二十出《闲话》中又借剧中人物之口,说清兵进关是“替明朝报了大仇”,对清统治者作了歌颂。剧末的《栖真》、《入道》两出,也包含着难言之隐。

《桃花扇》的艺术成就

人物形象的塑造

《桃花扇》中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上自帝王将相,下至艺人妓女,不下二、三十个。作者在《桃花扇纲领》中曾把所有人物,分为左、右、奇、偶、经五部。其中有主有次,有褒有贬。在孔尚任的笔下,人物虽在一部,但性格各异,互不雷同。例如马士英、阮大铖同为魏阉余党,彼此又有差异。马士英有权有势,喜欢受到别人的趋奉,贪鄙而无才略。阮大铖则狡诈、阴险,善于出谋划策。孔尚任既写出了他们结党营私、荒淫腐朽的共同特征,又把握住他们之间性格、面貌不同的分寸。又如柳敬亭、苏昆生,他们同是江湖艺人,却有着不同的个性,一个机智、诙谐而锋芒毕露,一个憨厚而含蓄。《桃花扇》中写了许多同类的人物,在相同之中写出了不同,使他们大都具有毫不重复的个性特征。作为妓女,李香君和李贞丽、卞玉京、郑妥娘等大有区别。作为武将,左良玉和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高杰、田雄等相比,形象更为鲜明。

李香君是《桃花扇》的女主角,她色艺非凡,稳重中稍觉矜持。她的老师苏昆生,耻于与权奸为伍,离开阮大铖门下,给她后来的重气节、有政治远见的性格特点作了铺垫。她有明确的生活目的和理想,她和侯方域的结合,主要是建立在憎恨魏阉余孽这一共同的政治态度上。《传歌》、《眠香》等出把她推向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漩涡。《却奁》一出,刻画了她的反抗性格,使她在政治上放射出新的异彩,突出了她性格中刚烈的一面。当她知道这些妆奁出自阮大铖之手时,愤怒地朝侯方域说:“官人是何说话,阮大铖趋附权奸,廉耻丧尽;妇人女子,无不唾骂。他人攻之,官人救之,官人自处于何等也?”于是她拔簪脱衫,唱出了“脱裙衫,穷不妨;布荆人,名自香”。此时的李香君不但成了侯方域的“畏友”,也同时赢得了复社文人的尊敬。她一直坚守反对权奸、反对邪恶势力的正义立场,表现出不为利诱、不畏强权的斗争精神。她对侯方域的爱情,更多地出于她的政治态度。在李香君的形象上,坚贞的爱情和反对权奸的政治态度紧密结合在一起。在李香君的经历中,爱情的不幸遭遇和国家的覆亡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一点上,《桃花扇》摆脱了一般才子佳人戏剧的俗套,取得了新的艺术成就。

《桃花扇》中的某些人物,孔尚任力求写出他们的性格的多面性,把他们放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加以塑造,并使他们的性格和故事情节的发展维持有机的关联,成为剧中不可或缺的登场人物。杨文便是这方面的一个突出的例子,他能诗会画,风流自赏,游离于复社文人和阮大铖之间。他和侯方域、秦淮名妓李贞丽有交往;又是马士英的亲戚、阮大铖的盟弟。他促成侯方域、李香君的结合;又想利用李香君为阮大铖拉拢复社文人。《却奁》之后,他对李香君有所不满,但在危及侯、李生命的严重关头,又出力保护他们。孔尚任写出了杨文性格的各个侧面,使他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同样的例子还有李贞丽。

《桃花扇》对于不同的人物有不同的写法。在正面人物形象中,写柳敬亭,笔酣墨饱,点染成趣,处处有戏,富有传奇性;写李香君,纯用工细的白描手法,不追求离奇的情节,深刻地挖掘她的内心世界,并在重要的关目上突出地刻画她的性格。这写法的不同,实际上也正反映了他们性格上的差异。对反面人物形象,如马士英、阮大铖,则更多地采用夸张的手法,并通过人物的行动来揭露他们的丑恶本质。

结构

《桃花扇》所反映的明末社会生活极为广阔复杂。孔尚任巧妙地以侯方域、李香君的离合作为贯串全剧的中心线索,细针密线,连环相牵,互相生发。侯方域一线连结史可法、江北四镇,以及驻扎在武昌的左良玉。李香君一线则以南京为中心,牵动弘光皇帝、马士英、阮大铖等朝臣和秦淮水榭诸色艺人。先写侯、李的定情,复社文人和阮大铖的斗争;再写侯、李由合而离,插入左良玉引兵东下,侯方域修札,柳敬亭投辕。侯方域因权奸迫害,投奔史可法。两条线索,南北交插,写出了南明覆亡的历史。疏密相间,跌宕有致。最后,侯、李在江山换主的情况下,由离而合。虽情节起伏多变,却在结构上浑然一体,不枝不蔓。全剧能在纷繁的历史事件和错综复杂的头绪中组织得这样完整、严谨,可以看出作者高度的艺术概括能力。

孔尚任在剧中还特意渲染了一柄宫扇,从侯方域赠扇订盟开始,直到张道士裂扇掷地,这个重要的道具绾合了全剧许多重要的情节。一把平凡的扇子包含着不平凡的意义。它象征着两个主人公的悲欢离合,反映了南明王朝的兴亡。正象孔尚任在《桃花扇小识》中所指出的:“桃花扇何奇乎?其不奇而奇者,扇面之桃花也;桃花者,美人之血痕也。血痕者,守贞待字,碎首淋漓不肯辱于权奸者也;权奸者,魏阉之余孽也;余孽者,进声色,罗货利,结党复仇,隳三百年之帝基者也。”把桃花扇放置在戏曲结构组织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殊地位上,并用它来作为剧本的题名,“南朝兴亡,遂系之桃花扇底”(《桃花扇本末》),这表现了孔尚任在艺术上的匠心。

曲词和宾白

《桃花扇》善于通过曲词和宾白刻画人物的性格。例如侯方域、柳敬亭分别在第1出《听稗》、第 11 出《投辕》上场时所唱的曲词都很切合人物声口。全剧曲词和宾白的安排匀称合度。对它们的不同作用,有严格的区别。“凡胸中情不可说,眼前景不能见者,则借词曲以咏之。”(《桃花扇·凡例》)至于交代情节,说明事实,则用宾白。长出只填八曲,短出或六或四曲,比较适合舞台演唱的要求。上本末出《闲话》全用宾白,下本首出《孤吟》全用曲词,不受定例所限,表现了创新的精神。《桃花扇》一般能随着剧情的变化而使用不同风格的曲词。《传歌》、《访翠》、《眠香》等出,写儿女风情,许多曲词都保持着秀艳温柔的情调。《哭主》、《誓师》、《沉江》等出,写政治大事,许多曲词又具有慷慨激昂的特色。曲词流畅,词意明亮,基本上摆脱了艰涩的弊病。宾白抑扬铿锵,语句整练。但因孔尚任在《桃花扇·凡例》中主张“宁不通俗,不肯伤雅”,对吸取和提炼人民群众的口头语言注意不够,因而在语言的运用上显得典雅有余,当行不足,工整有余,生动不足。

《桃花扇》脱稿后,即风行一时。康熙三十九年(1700)正月,由金斗班在北京首演。孔尚任罢官后,《桃花扇》仍在南北各地盛演不衰。在康熙年间的剧坛上,孔尚任和《长生殿》传奇的作者洪昇齐名,时人称为“南洪北孔”。孔尚任的友人顾彩曾把《桃花扇》改写为《南桃花扇》,变更结局,使生旦当场团圆,侯方域携李香君北归。后来,《桃花扇》又被改编为话剧、电影,以及京剧、桂剧、越剧、扬剧、评剧等。

《桃花扇》初刊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后有兰雪堂本、西园本、暖红室本、梁启超注本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出版了王季思、苏寰中合注本。(见彩图)

清康熙刻本《桃花扇》

外文译本书目

英文

Chen Shih-Hsiang 与 H. 阿克顿合译的《桃花扇》(The Peach Blossom Fan),1976年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

法文

徐仲年译著的《中国诗文选》(AnthoIogiev d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des origines(à nos jours…)一书,译有《桃花扇》(L’evéntail aux fleurs de pêcher)第22出《守楼》,1933年由巴黎德拉格拉夫书局出版。

德文

Cheng Shou-Lin选译的《桃花扇》,题为《中国女性》(Chinesische Frauengestalten),载1926年莱比锡《大亚细亚》杂志(Asia Major)。

日文

今东光译的《桃花扇》,收入《支那文学大观》中,1926年由东京支那文学大观刊行会出版。

盐谷温译注的《桃花扇传奇》,收入《国译汉文大成》文学部第11卷,1920~1924年由东京国民文库刊行会出版。

山口刚译的《桃花扇传奇》,收入《近代剧大系》第16卷内,1923~1924年由东京近代 剧大系刊行会出版。

参考书目
  1. 袁世硕:《孔尚任年谱》,山东人民出版社,济南,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