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Zhou Enlai
无产阶级政治家、革命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原籍浙江绍兴，1898年3月5日生于江苏淮安。1917年在天津南开学校毕业后，赴日本求学，接触马克思主义。1919年回国，在五四运动中成为天津学生界的领导人。1920年11月到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秋回国，1924年起先后任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委员长、常务委员兼军事部部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等职。1927年8月领导南昌起义，1927年起历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兼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军委书记等职。1931年12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4年10月参加长征。抗日战争期间，代表中共中央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1945年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解放战争期间，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理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组织和指挥解放战争，并指导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周恩来一直担任政府总理，曾兼任外交部部长，并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担负处理党和国家日常工作的繁重任务。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为使党和国家的工作正常运转进行了不懈的努力。1976年1月8日因患癌症在北京逝世。
周恩来一贯重视从中国国情出发，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在党的建设、白区工作、军队建设、统一战线工作、民族工作、外交工作和社会主义建设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宝库。主要著作收入《周恩来选集》。
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周恩来很早就关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他从中国是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的国情出发，阐明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正确方向和途径，指出党必须加强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抵制和肃清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重视思想教育，提高党的思想理论水平，以此保证党有一条正确的路线引导革命取得胜利。他强调，要正确处理个人与组织、领袖与集体的关系。在组织上既要扩大党内民主，又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既要反对只有机械服从的封建家长制，又要反对不执行党的决议的极端民主化。他指出，健全党内民主集中制是巩固党的组织的基本条件。领袖必须服从大多数人通过的决定。他指出要注意党在执政后的地位变化，强调要加强执政党的党风建设，扩大民主，警惕骄傲腐化的产生，防止和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他告诫领导干部一定要过好“五关”，即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经受住执政与和平环境的考验。周恩来的这些思想观点，主要体现在《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反对官僚主义》、《过好五关》等著作中。
关于党在白区工作的思想周恩来是中共在白区以及后来的国民党统治区工作时间最长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善于根据国内斗争形势的变化，部署党在白区和国统区的工作。他先后在《组织问题的报告》(六大)、《在白色恐怖下如何建全党的组织工作》、《关于在蒋管区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蒋管区斗争要有清醒头脑和灵活策略》等报告和著作中，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关于党在白区和国统区工作的方针、政策和策略，制订和健全了党的秘密工作制度。他指出要改变在白色恐怖下党的机关形成空架子和党的干部同人民群众完全隔绝的状况，强调党的领导机关要职业化、社会化和群众化，指示领导者要到工厂、农村去，在寻找职业和深入群众中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并在思想上、组织上巩固党的组织。他指出：要善于分析形势，正确运用政策和策略，使上层和下层工作相配合，公开宣传和秘密工作相配合，党外的和党内的联系相配合。针对1947年后国民党对进步力量的疯狂镇压，他强调，党组织要及时改变国统区工作的组织路线和工作方法，保持清醒头脑，既坚定勇敢，又机警谨慎，利用合法形式，避免硬碰，严守精干隐蔽、公开与秘密分开、上下分开、城乡分开、进攻与退却结合、直进与迂回结合等原则，保持并发展自己的阵地。
关于军队建设的思想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懂得军队、军队建设重要性和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国民革命军及军事政治工作》、《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等报告和著作中，提出了创建新型革命军队的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他强调，真正的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队不可；否则，反动统治阶级是推不翻的。他指出，认清革命军队的性质、任务和宗旨，是搞好军队建设的首要条件；真正的革命军队应是革命的工具，是一支为人民的幸福当兵并为人民所用的军队。他阐明革命军队必须置于革命政党的领导之下。党的领导首先是政治思想的领导，同时要加强军队的党的组织建设，从组织上制度上保证党对军队的领导。他提出军队要加强军事训练，严格组织纪律，坚决废除肉刑；要优待俘虏，做好瓦解敌军的工作。周恩来在《进一步提高军队的政治素质》等讲话中，强调人民解放军要善于根据社会主义时期所面临的新任务和国际形势的新变化，抓紧抓好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和革命化建设，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既有高度军事素养又有高度政治觉悟的能够适应现代化战争的国防军，使祖国不受外敌侵犯。他重申党一定要管军队，提出军队要增强内部团结，关心并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改造和密切军民关系。
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周恩来是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主要决策者之一和执行人。在长期革命斗争和工作中，他逐步形成比较系统和完整的关于新民主主义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统一战线的思想和观点、原则和工作方法，丰富了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提出建立和巩固统一战线必须正确区分敌人和朋友，保持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独立自主，始终坚持领导权，当好司令官。他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性质是民族的、民主的和社会的，统一战线应建立在全民族团结抗日的基础上，改变国共两党的不平等状况，实行民主政治，对社会的解放起进步的推动作用。他强调，统一战线应以国共两党为主，地方实力派与其他党派为辅，坚持又联合又斗争，开展广泛的多层次的工作；扶持和发展进步力量，团结和争取中间势力。国共关系破裂后，他明确提出中共愿意与一切可能合作的人士（包括从反动营垒中分化出来的）合作，共同对付最反动的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他指出共产党要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认为在社会主义时期只有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致力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他指出，共产党的领导任务就是正确协调和处理统一战线中的阶级、党派、民族和上下的关系：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和平赎买，达到阶级消灭，个人愉快；对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帮助少数民族在经济上、文化上稳步发展；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他强调，共产党人和党外人士共事，要谦虚谨慎，襟怀博大，平等待人，肝胆相照，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广交畏友、诤友，搞好内部团结合作。他指出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要有广泛的代表性，要健全政治协商制度，造成敢于讲话的民主风气，使之真正成为各阶级、各党派的政治联盟。周恩来的这些思想、观点，集中体现在《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中。
关于民族工作的思想周恩来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观，考察国内民族关系的历史与现状。他先后在《关于西北地区的民族工作》、《民族区域自治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共同进步》、《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等著作中，系统阐述了国家的民族政策，提出了正确处理民族问题的措施和办法。他指出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近代革命的过程中，国内各民族没有出现过分裂，而是团结得更紧密了；强调中国不应实行联邦制，应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把各民族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团结和睦的民族大家庭，实现各民族平等、各民族共同发展和繁荣；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语言文字，实行干部民族化；强调只有依靠人口众多、经济与文化比较发展的汉族和处于地域广阔、资源丰富地区的少数民族的相互间的通力合作，才能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关于外交工作的思想周恩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的创始人之一，并以决策人、指挥者和实践家三位一体的身份，卓有成效地长期领导外交工作，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新中国外交思想。他是当代中国和世界享有盛名的外交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事业开创了一代新风。他强调战争与和平是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指出中国始终奉行和平的外交政策，把争取和平作为外交工作的首要任务，以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他提出要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割断屈辱外交的旧传统，决不依附于别的国家；指出坚持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正确结合，这是处理本国利益与别国利益的行为准则。他认为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对已经建交的国家应以政府外交为主，民间外交为辅，对未建交的国家则民间先行，以民促官。他认为革命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情，既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他提出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出这应成为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指导国际关系的普遍原则和国际法的基本准则。他强调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扩大互通有无、相互援助的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以利于中国和世界经济的繁荣。他认真吸取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用深邃哲理的格言阐释了见机而作、弯弓不发、有备无患、细水长流、见缝插针、互谅互让、求同存异等外交政策和策略。他倡导并在外事活动中生动地体现了原则坚定、策略灵活，落落大方、不亢不卑，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光明磊落、说话算数，广交朋友、团结多数，平等协商、以理服人等为国际社会注目的富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外交风格。周恩来的这些思想、观点，集中体现在 《周恩来外交文选》中。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
周恩来在26年的总理任上日夜操劳，为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贡献了后半生的全部精力。他指出，社会主义改造，是从经济基础到政治、思想的上层建筑的全面改造；社会主义建设，不仅要有经济建设，还要有政治建设和思想文化建设。他强调，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不仅要基本上实现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还要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他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建设目标。他认为国家落后面貌的改变，必须从经济落后面貌的改变做起，必须始终把经济建设摆在全国工作的首位。他很早就提出“农业是基础”。他强调，国家经济建设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执行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他指出要在增加生产和实行计划生育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在中共“八大”前后，他阐明在经济管理体制上要正确处理中央集权和地方与企业的自主权问题，指出适当分权给地方，才能有效地发挥地方与企业的积极性、主动性，才能更好地实行中央集权。他强调在分配政策上要坚持并充分体现按劳分配原则，既反对平均主义，又不使收入过于悬殊；否则，不利于发挥最大多数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他指出在所有制形式上的盲目求大、求纯的做法是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的客观需要的，主张允许作为公有经济补充的私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各行各业都可以搞点私营，活一点有好处。60年代初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他完整地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挑起领导经济调整的重担，重申所有制的改变要根据生产力水平和农民的觉悟程度来决定，提倡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在经济形势基本好转后，他提出了分两步走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战略部署。周恩来的这些思想观点，集中体现在《周恩来选集》（下卷）中的多数篇目和他的许多讲话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