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wuchanjieji pinkunhua
[外文]：pauperization of the proletariat
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和社会生活状况恶化的客观过程。
根源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是生产资料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无产阶级一无所有，他们为了生存，只得出卖劳动力，受雇于资本家，取得少量工资，以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无产阶级的这种经济地位，使他们的生活没有保障，长期处于困窘之中。
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和直接目的是生产剩余价值。为了追逐更多的剩余价值，并在竞争中挫败对方，资本家采取各种手段，加强对雇佣工人的剥削，并把剥削来的剩余价值尽可能多地转化为资本。随着资本的积累，社会财富日益集中到少数资本家的手中。另一方面，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在资本总额中不变资本所占的比重不断增加，可变资本所占的比重相对减少，而劳动力的供给却大量增加。结果，就使劳动力这种商品供过于求，不可避免地出现大批的相对过剩人口。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的存在反过来又是资本积累的杠杆，甚至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一个条件。马克思周密地考察了上述情况，揭示了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这一规律表明，同资本积累相伴随的是无产阶级贫困的积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无产阶级贫困化，是剩余价值规律和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对过剩人口规律发生作用的必然结果。
主要表现无产阶级贫困的积累是一个复杂的、多种因素发生影响的过程，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资本对劳动剥削的加深。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剥削雇佣劳动的基础上的，资本是死劳动，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资本家主要依靠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进入机器大工业时期，由于生产技术的改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资本家则更多地依靠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办法来加强对工人的剥削。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活资料的价值，缩短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相应延长剩余劳动时间，是资本的内在的冲动和经常的趋势。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是实现资本这一内在冲动的主要剥削方法。
剩余价值率是雇佣工人受剥削程度的准确表现。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剩余价值率不断提高。例如，美国整个工业的剩余价值率1899年为128％，1909年为130％，1929年为158％，1939年为200％。随着剩余价值率的提高，无产阶级在新创造的价值中所占的比重趋于下降，财富集中在资产阶级的手中。社会财富分配愈来愈不平等，使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以及劳动对资本的依赖程度增大起来，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
（2）产业后备军的扩大。产业后备军是资本积累的必然结果。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阶段，如在英国，资本积累是在资本有机构成大体不变的情况下进行的。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资本对劳动的需求相应增加，劳动者就业人数不断增多，工人的工资虽有所提高，但是，资本积累的本性，绝不允许工资的提高有可能严重地危及资本关系的不断再生产，以及它的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资本有机构成实际上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随着资本积累和集中的进行，资本有机构成必然会不断提高，可变资本会相对减少，不仅新追加的资本会相对减少对劳动的需求，而且原有资本也会缩减原有被雇佣的劳动者，一部分在业工人被机器所排斥。资本积累不仅相对地减少对劳动的需求，而且还会造出超过工人人口自然增长的劳动供给。这样就必然生产出相对的，即超过资本增殖平均需要的过剩人口。当然，资本积累引起过剩人口的增长不是直线上升的，资本的扩大和技术的改进既有排斥工人的趋势，又有吸收工人的趋势。这两种趋势交互作用，它在不同时期、不同产业部门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从而引起相对过剩人口的起伏波动和不平衡性。但是，与资本增殖需要相比的相对过剩人口，即产业后备军仍然在激烈的波动中增长。以美国为例，20世纪初第一个十年平均失业人数为140万，平均失业率为4.4％，20年代为205万，平均失业率为4.7％，40年代为296万，平均失业率为5.2％，50年代为294万，平均失业率为4.5％，60年代为352万，平均失业率为4.8％，70年代为573万，平均失业率为6.2％。
大量失业人口的存在，不仅是失业工人的不幸，而且是整个无产阶级的灾难。失业使工人断绝了生活来源，从而陷入了苦难的深渊。失业人数增多，还使在业工人受到巨大压力，资本家借此压低在业工人的工资，在业工人为了维持生活，不得不拼命干活，大大加重了劳动折磨。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迫使它的另一部分无事可做。而这一部分无事可做，又迫使那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失业的加剧必然导致无产阶级贫困的积累。
（3）工资被限制在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狭小范围内，往往被压低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劳动力的价值由两种要素构成，一种是纯生理的要素，另一种是历史的道德的要素。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劳动力价值本身也在发生变化。一方面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将会下降，从而使劳动力的价值趋于下降；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文化水平的提高，劳动的强度和复杂程度的提高，又使劳动力价值所包含的物质内容，即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范围和数量扩大和增多。工资作为劳动力这一商品的价格，同其他一切商品的价格一样，在长时期里会与它的价值相适应，平均起来，是由维持和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由于相对过剩人口经常存在，劳动力的供给一般总是超过需求，资本家借此压低劳动力的价格，从而使工资有低于劳动力价值的趋势。把工资强行压低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实际上是把工人的必要消费基金转化为资本的积累基金。当工资降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工人得不到再生产劳动力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时，劳动力就只能在萎缩的状态下维持，这又势必进一步加深无产阶级贫困的积累。
劳动力价值不是一个常数，而是一个变数。但是，在一定的国家、在一定的时期内，必要生活资料的范围大致上是一定的。因此，劳动力价值的确定从理论上来说是可能的。由于现有的资产阶级统计未能提供有关劳动力价值的确实材料，我们只能从资产阶级政府的另一些官方统计中，求得相当于劳动力价值的近似值。60年代以来，美国官方编有各年的三类家庭预算，它包括较低的、中间的和较高的收入数字，其中最低的一类，相当于“贫困线”的水平，处于“贫困线”以下的家庭就难于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在1966年，美国官方规定城市内一个四口之家的最低标准是3317美元，1970年为3968美元，1975年为5500美元，1981年为9287美元。凡是低于这个标准的，就列为贫困的家庭，连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也承认他们的家庭预算“是极低的”，况且这个数字还是按纳税前计算的，如果扣除各项税收，势必有更多的家庭划入“贫困线”以下。美国国情普查局公布的调查报告表明，1983年美国的贫困率上升到18年来的最高峰。按官方规定标准，年收入在10178美元以下的四口之家为贫困者。1983年美国有353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比1982年增加86.8万人。18岁以下的白人与黑人的贫困率有明显的不同，白人的贫困率为17.3％，而黑人则为46.7％。
必须提到，资产阶级除了在生产领域中加强对剩余劳动的榨取以外，还在非生产领域中对无产阶级进行种种盘剥。昂贵的房租，高利的贷款，沉重的捐税以及由通货膨胀所引起的物价上涨，使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更加困苦。
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的作用，不仅决定了无产阶级经济状况的恶化，还决定了无产阶级在其他方面境况的恶化。马克思说：“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08页）。
当今无产阶级贫困化依然存在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理论，是全面剖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所得出的科学结论。它适用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适用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切阶段。但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会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生产力水平的继续提高，工人阶级有组织的斗争，以及资产阶级为了缓和国内矛盾推行了一套所谓“福利国家”的措施，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物质生活状况有了较为明显的改善。这主要表现在：实际工资有所提高，社会保险和福利制度，包括养老金制度、家属和遗属生活补助、医疗补助、低收入家庭的补助、失业救济等有了普遍的发展。小汽车、电冰箱、电视机、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基本上得到普及。战后各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不用说跟资本主义早期发展阶段相比，就是跟战前相比，也已经大不一样。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断言无产阶级贫困化已经不复存在。战后工人消费的增长，生活待遇的改善和私人用品的增加，并没有、也不会废除雇佣劳动者对资产阶级的从属关系和资本家对他们的剥削。由于资本积累而提高的劳动力价格，实际上不过表明，雇佣工人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容许把它略为放松一点而已。
在资本主义早期，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文化水平较低，劳动力所需的教育和训练费用是有限的，工厂与工人的居住区相距不远，工人不需要什么交通工具，劳动力价值所包括的物质内容范围小、数量少。战后时期，由于现代生产技术要求更高文化水平的劳动者，使再生产劳动力所需的教育与训练费用大大增加，在现代化的大城市，新式交通工具和其他生活必需品，更是雇佣工人劳动力再生产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凡此种种，都使再生产劳动力的社会费用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无产阶级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对于需要和享受是以社会为尺度的，而不是以满足它们的物品去衡量的。战后工人消费的增长，只不过是适应资本对劳动力再生产的要求，为维持和再生产可供资本剥削的劳动力提供必要的条件而已。
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推行的一些社会福利措施，不过是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化形式。在这种制度下，劳动力的价值并非全部由资本家直接支付给工人，有一部分是由资产阶级国家通过各种税收把资金集中起来，然后以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方式进入工人的消费。其资金来源无非是劳动力价值的直接或间接的扣除，实际上仍是从工人那里掠夺来的。因此，绝不能因为无产阶级的物质生活状况有所改善，就误认为无产阶级受奴役的地位和贫困的状况也消失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各国的大量事实，已充分证明了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和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理论是科学真理。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失业现象日益严重，通货膨胀趋于恶化。
战后新的科技革命使生产过程的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近年来微电子技术日益广泛运用，对工人的就业造成了新的威胁。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各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有了不同程度的增长，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加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也发生若干变化。从70年代开始，各国经济相继陷入停滞膨胀之中，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率明显上升。美国的失业率1970年为4.9％，1976年为7.7％，1980年为7.1％，1982年高达9.5％；英国的失业率1970年为2.6％，1976年为5.7％，1980年为7.4％，1982年高达13％;联邦德国的失业率1970年为0.7％，1976年为4.6％，1980年为3.8％，1982年底也超过9％。在日本，也面临着严重的失业问题。近年来，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青年失业已经成为一个新的社会问题。在美国、瑞典、澳大利亚等国，青年失业率一般相当于成年失业率的两倍。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推行的社会保险和福利措施，并不能解除无产阶级遭受的种种痛苦。尽管失业工人可以在一定期限内领取失业救济金，但为数毕竟有限，申请时还有种种限制。美国的失业津贴，一般只相当于原工资的40％。战后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特别在美国，消费信贷畸形发展，从50年代到70年代，大约增加了6倍，债务约占可支配的个人收入的 1/5。工人失业后，倘若不能如期偿付债务，则通过消费信贷所得来的小汽车、家庭耐用消费品以及抵押的房产，就得被没收或低价拍卖，工人最后还是落得一贫如洗。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资本主义各国普遍实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通货膨胀在西方已发展成为世界性的危机。进入70年代以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物价持续上涨。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的数字，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消费物价平均每年上涨的百分率，1949～1953年为3.7％，1954～1968年为3.6％，1969～1978年为9.3％。1980年，美国的消费物价上涨率竟达13.5％，日本的为8％，联邦德国为5.5％，法国为13.6％，英国为18％，意大利为21.2％，加拿大为10.1％。1980年同1970年相比，美国的消费物价上涨1.12倍，英国2.61倍，法国1.50倍，日本1.37倍，意大利2.69倍，加拿大1.17倍。在这种持续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条件下，即使工人的名义工资也在增长，但增长的幅度赶不上生活费用的上涨。何况，总是物价上涨在先，调整工资在后，这中间有一个时间上的差距。通货膨胀降低了消费者的货币购买力，使无产阶级的物质生活受到直接的威胁。在大量失业和通货膨胀同时并存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各国无产阶级的状况仍不同程度地趋于恶化。
考察无产阶级的状况，不仅要包括无产阶级的物质生活状况，还得包括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劳动状况。马克思说：“因为工人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生产过程中度过的，所以，生产过程的条件大部分也就是工人的能动生活过程的条件，是工人的生活条件”，“资本主义生产尽管非常吝啬，但对人身材料却非常浪费”（同前，第25卷，第102页）。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业工人的劳动时间比以前缩短，生产过程的自动化，也使工人摆脱了某些笨重的体力劳动。但是，在生产自动化的流水线上连续不停地劳动，或者在计算机终端目不转睛地操作，无疑会使劳动的紧张程度大大提高，脑力、神经和心理上的负担大大加强。紧张的劳动使工人腰酸背痛、神经疲劳、头晕目眩、心力交瘁，工伤事故层出不穷。
穷困的生活和紧张的劳动，又使工人精神上受到严重的摧残，许多人感到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精神苦闷，悲观厌世。不少人在绝望中，酗酒吸毒、自杀轻生，不少家庭生活无着，子女多病，教育不良，家庭因而解体，孤儿踯躅街头，有的迫于饥寒而走上犯罪的道路。
在考察无产阶级贫困化问题时，必须进行全面的分析，必须着眼于整个无产阶级的状况。既要看到无产阶级在经济高涨时期的情形，也要看到在危机阶段的痛苦处境；既要看到在业工人的生活状况，也要看到失业工人的悲惨遭遇；既要分析工人在经济上所受的剥削，也要正视他们在政治上和精神上所受的奴役和摧残；既要看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也不应该忽视世界其他国家工人的状况。从世界范围看，发展中国家的无产阶级由于受到国际垄断资本以及本国资产阶级的双重剥削，有些甚至还没有摆脱封建势力的羁绊，他们终年劳动，含辛茹苦，其劳动条件之恶劣，物质待遇之低下，精神生活之贫乏，更是不堪言状。
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列宁根据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理论，在分析帝国主义时期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时，运用了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两个范畴。他说：“工人的相对贫困化，即他们在社会收入中所得份额的减少更为明显。工人在财富迅速增长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比较份额愈来愈小，因为百万富翁的财富增加得愈来愈快了”（《列宁全集》第18卷，第430页）。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剥削的加深，在全部国民收入中，无产阶级的工资所占的比重是相对下降了。例如，美国制造业工人工资占制造业国民收入比重：1947年为50％，1954年为47.4％，1963年为43.4％ ，1970年为42.8％，1973年为41.8％。无产阶级相对贫困化表明，社会财富的分配有利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下降，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贫富对立和阶级鸿沟日益扩大和加深。
列宁曾经针对德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生活费用上涨超过货币工资增加（见名义工资），导致工人的实际工资降低的情况，指出无产阶级的贫困是绝对的。他还说:“危机和工业停滞时期使小生产者更加陷于破产，使雇佣劳动更加依赖资本，并更加迅速地引起工人阶级状况的相对的而有时是绝对的恶化”（同前，第29卷，第79页）。应该指出，列宁从来没有说过无产阶级的生活是逐年、逐月不断地下降。相反，列宁却明确说过:“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群众的穷苦和贫困’是十分必要的。我不主张说绝对地日益穷苦和贫困”（同前，第6卷，第31页）。
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问题，特别是关于绝对贫困化问题，中国经济学界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和阐述。一种意见认为，无产阶级贫困化规律是一条统一的规律，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无产阶级贫困化规律就一定发生作用，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理论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不能割裂为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另一种意见认为，马克思在阐述无产阶级贫困化问题时，虽然没有提出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的范畴，但包含了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只有把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区分开来，才能把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讲清楚。关于绝对贫困化，主要有以下几种意见：
（1）认为绝对贫困化是指无产阶级生活状况的绝对恶化，这种绝对恶化是一种间歇出现的经济现象。
（2）认为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主要表现为实际工资低于劳动力价值的趋势，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两者的差距越来越大。
（3）认为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有“狭义”和“广义”两种。前者指无产阶级生活状况的绝对恶化，后者指“各种各样的贫困”，诸如实际工资低于劳动力的价值、失业人口的增加、劳动折磨的加强以及精神的贫困等等。前者是有时存在，而后者则是经常存在的。
（4）认为无产阶级贫困化是指无产阶级总的状况恶化，不能强调某一方面而忽视其他方面，也不能把绝对贫困化划分为狭义和广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