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Hufeng
现代文艺理论批评家、诗人、翻译家。原名张光人。除胡风外，还有谷非、高荒、张果等笔名。出生于湖北蕲春县一个小商贩家庭。11岁始上村学，1920年考进武昌启黄中学，1923年转学南京东南大学附中高中，开始接触“五四”新文学作品，受革命思潮的影响。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暑期进北京大学预科，一年后改进清华大学英文系，因受南方大革命热潮吸引，回家乡参加革命运动。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有过短暂的苦闷，诗集《野花与箭》中的部分篇章，反映了他这一时期痛苦的思想情绪。
1929年秋，赴日本留学，考进了东京庆应大学英文科。在东京求学期间，受日本当时蓬勃发展的普罗文学运动和苏联文学的影响，课外参加了当地马克思主义学习组织和普罗文学活动，与日本普罗作家江口涣、小林多喜二等有直接交往，并加入了日本普罗科学研究所艺术研究会。他在日本刊物《艺术学研究》和《普罗文学讲座》上介绍过中国革命文学，翻译了苏联初期革命浪漫主义作品《在彼得格勒的美国人》（译名《洋鬼》）；发表了《现阶段上的文艺批评之几个紧要问题》等文章，试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解答中国革命文艺运动中提出的问题。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东京分盟成立后，他是分盟负责人之一。1933年春，因在留日学生中组织抗日进步文化团体，被日本当局逮捕，监禁数月，同年7月被驱逐出境，回到上海。
胡风回上海后，参加左翼文艺运动，曾任“左联”宣传部长、行政书记。辅导青年盟员的学习、社会活动和艺术实践。1935年他编辑的秘密丛刊《木屑文丛》，发表了反映苏区斗争的小说和介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1936年初，和别人合作编辑过《海燕》。同年5月，写了《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一文，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与“国防文学”口号并立，由此革命文艺队伍内部开始了一场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他这一时期，一面及时地推荐萧红、欧阳山、艾芜、端木蕻良、罗淑、耶林、田间、艾青等新人新作，在热情赞扬的同时，也严格地指出不足和提出更高的希望；一面又对于文艺运动中具有重大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的诸多课题 (如“大众语”、儿童文学、文学遗产、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以及如何塑造典型等)，作了认真的阐述，这时期的理论批评文章开始为文坛所瞩目，他自己也成为活跃的左翼文学理论批评家。这些文章，后来分别收入《文艺笔谈》(1936)和《密云期风习小记》（1938）两书。这时他还翻译了反映朝鲜、台湾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斗争生活的短篇小说集《山灵》，和日本普罗作家须井一描写日本工人和共产党员斗争生活的中篇小说《棉花》。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上海编辑出版了《七月》文学周刊，当年10月移到武汉改为半月刊，由武汉撤退到重庆，改为月刊。同时编辑出版了《七月诗丛》和《七月文丛》丛书。他注意发现和扶植文学新人，对于一批后来被称为“七月”派的青年作家和诗人的成长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1938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后，他当选为常委，长期主持协会研究股工作。并曾兼任复旦大学教授。这一时期他的著作有：诗集《为祖国而歌》、杂文集《棘原草》、文艺批评论文集《剑·文艺·人民》、 《论民族形式问题》、 《在混乱里面》、《逆流的日子》，译文集《人与文学》。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七月》被迫停刊，他继续编辑出版了文学杂志《希望》。创刊号上发表了舒芜的《论主观》和他自己的《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两文，在文艺界引起了关于“主观”问题的论争。《希望》到1945年共出4期，抗战胜利后又在上海续出了4期。这个时期他的著作有：文艺批评论文集《为了明天》、《论现实主义的路》，散文集《人环二记》。其中《论现实主义的路》一书，结合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中期进步文学运动的实际，回答了别人对于他的文艺思想的批评。全书没有写完，却已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关于现实主义理论的见解，是他的一部主要理论著作。
胡风在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常委，并出席了同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1954年当选为全国第一届人大代表，这期间他写了抒情长诗《时间开始了！》和特写集《和新人物在一起》，杂文短记《从源头到洪流》，长诗《为了朝鲜·为了人类》。
胡风是一位勤奋、活跃的理论批评家，他的理论活动涉及的方面相当广泛。以文体而论，对诗歌、报告文学、小说、戏剧、电影、儿童文学、小品文等，都作过探讨。以作家来分，除了普希金、果戈理等俄国古典作家外，对苏联的高尔基、法国的罗曼·罗兰、日本的志贺直哉等，都有所论述。但更多的篇幅还是关于“五四”以后的中国现代作家的研究，特别是关于各个时期出现的新人新作的评论。鲁迅逝世以后，他陆续写了十多篇研究鲁迅的文章，着重把鲁迅作为精神界的伟大战士，考察评价他的思想遗产和文学遗产。胡风对于革命文学运动实践提出来的一些重要理论课题，如现实主义、“五四”新文学的传统和鲁迅精神等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提出了一些可供思索的见解。他在晚年回顾自己的理论工作时说：“我追求的中心问题是现实主义的原则、实践道路和发展过程。”而他认为“现实主义的发展是在两种似是而非的不良倾向中进行的，一种是主观公式主义(标语口号是它原始的形态)，一种是客观主义（自然主义是它的前身）”(《〈胡风评论集〉后记》)。他的理论活动确实是围绕着这样的中心展开的。他对于革命文艺运动中的庸俗社会学倾向的批评，是有积极意义的。此外从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胡风还以他主编的《七月》、《希望》等为阵地，陆续团结了一批青年作家和诗人。他们既有共同的观点，又有体现这种观点的创作，到了40年代中后期，已经成为革命文学队伍中一支活跃的力量。
对胡风的一些理论主张，在抗战前曾发生学术性的论辩。从抗战胜利前夕开始，曾以“主观论”为契机，在重庆、香港等地，开展过对于胡风文艺思想的批评，一直持续到解放战争后期。50年代初期，又一次开展了这样的批评。胡风坚持自己的观点，于1954年写了《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对于在这以前所受到的批评进行了反批评，同时对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的历史和现实，陈述了自己的看法。同年7月，胡风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对于他的意见是完全可以和应该在正常的条件下由文艺界进行自由讨论的，但是当时却错误地把他的文艺思想问题夸大为政治问题，进而把他作为敌对分子处理，胡风因而被捕入狱。被认为属于胡风派中坚分子的一批作家、诗人，也作为“胡风分子”受到株连。胡风在受错误处理期间，仍对党抱有坚定的信念，写下了大量诗文。1979年，胡风获释。1980年9月，中共中央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重新审理了胡风一案，决定予以平反。同年，胡风出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和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顾问等职。并开始撰写文艺回忆录等文章，记录了许多重要文艺史实。
对于胡风的文艺思想和文艺实践的评价，还有不同的意见，这是正常的现象，也将在正常的研究讨论中获得正确的结论。
胡风的文学理论著述辑成3卷本《胡风评论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4～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