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Chen Yun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经济管理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长期主持财政经济工作。现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
主要经历
1905年6月13日生于江苏青浦县（今属上海市）。1919年小学毕业后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店员。
1925～1945年1925年8月陈云参加领导商务印书馆大罢工，任该馆发行所职工会委员长，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至1934年长征前，在江苏青浦、上海、江西瑞金、福建汀州（今长汀）等地从事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和党的地下工作，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兼农委书记，中央特科书记，上海临时中央成员、常委，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等职。他在领导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中，强调斗争的策略和政策要符合农村革命根据地社会经济的实际状况。在1930年9月至1934年1月间召开的中共六届三、四、五中全会上，先后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长征前曾负责管理军需生产，随后参加长征。1937年11月至1944年3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后改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主持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为了打破当时国民党政府的经济封锁，克服财政上的严重困难，他提出财政工作的方针应该是：生产第一，分配第二；收入第一，支出第二。并且提出，要集中财力，不要分散；解决问题要有重点等主张。他还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活跃贸易、稳定边区货币和驱赶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等方面采取某些独到的办法，获得显著的成效。1945年6月再次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8月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1945～1949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陈云被派往东北，参加领导东北解放战争。曾任中共中央北满分局书记，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辽东分局书记等职。1948年7月他兼任东北财经委员会主任，主持东北的财经工作。东北近代工业企业比较发达，人民政府从日本侵略军、国民党政府手中接收这些企业之后，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企业中职员这一突出问题。他指出，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和从事脑力劳动的职员，同是企业的雇佣劳动者。这一重要观点，为正确制定在旧社会工作过的知识分子的政策提供了依据。为了恢复和发展东北这个重要工业基地的生产，他还提出必须加强工业生产的计划性，并且要按照企业化和民主化的原则来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陈云在东北这一期间的工作，对东北根据地的建立和东北全境的解放，对东北经济的恢复和支援部队入关作战，都作出了重要贡献。1949年5月，他到北平参加筹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并主持工作。同年7、8月间，在上海主持召开各大行政区领导干部参加的财经会议，拟定统一财政金融、调拨粮食棉花等重要物资、稳定市场物价的方案。在当时财政经济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中财委采取一系列正确的措施，保证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全国尚未解放地区大进军所需要的财力和物力，同时维持了新解放区首先是上海等大城市人民生活的需要。
1949～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至1957年完成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八年间，陈云曾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组长等职，主持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在建国初期实现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迅速稳定市场物价、结束国民党政权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支持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进行，恢复长期遭受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对粮食、棉花、油料等主要农产品实行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进行货币改革，开展有计划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等一系列工作中，他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和很有成效的措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这期间，他于1952年8月随周恩来（1898～1976）到莫斯科，同苏联政府会谈对中国的技术援助问题。随后同周恩来主持审定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加上其他建设项目，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打下初步基础。他认为，在当时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的历史条件下，只有向苏联学习，但又不是完全照搬。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他强调国营经济和国家计划的领导作用，树立并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优势；主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与经济结构的改组结合进行，发展与淘汰同时并存；主张必须长期保留一定数量的个体手工业和小商小贩;主张批判地继承资本主义经济中有益的经验，使用并改造资本家。
1958年“大跃进”运动开始以后，由于他在1956年反对过经济工作中的急躁冒进和在“大跃进”中对高指标多次提过不同意见，而受到错误的批评。这时，他主要负责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的工作。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当国民经济遭到严重困难时，他提出压缩基本建设规模、进口粮食、对几种商品实行高价、精简职工和动员城市人口下乡等几个关系全局的重大决策，对调整和恢复国民经济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了进一步调动农民恢复生产的积极性，解决当时农业发展中所遇到的困难，他曾向中央建议实行包产到户。但是，他的这一主张和其他一些切合实际的经济主张，在当时却被错误地认为是“右倾”。“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在党内只保留了中共中央委员的名义。1969年9月他被送到江西南昌近郊的一个化工石油机械厂“蹲点”。这期间他专心阅读K.马克思和列宁的大量著作。1972年4月回到北京后，受周恩来的委托，研究国际经济形势和发展对外贸易的问题。他根据当时中国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比重已经超过对社会主义国家贸易的情况，提出要很好地研究资本主义，认为不研究就要吃亏，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领应占的地位。他还提出，对于当时可以利用的外资，应该加以利用，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的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
1976年他参加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1978年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并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1979年至1980年，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1982年继续当选为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在指导和推进全党实现历史的伟大转折，全面调整比例失调的国民经济，按照中国实际情况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坚持党的优良作风等方面，提出了有深远影响的重要意见。1987年他退出中共中央委员会后，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
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观点
陈云在长期领导经济工作中，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若干基本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观点和主张。主要是：
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陈云指出，中国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这是一个首要问题。讲实事求是，先要把这个“实事”搞清楚。他认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特点是，农村人口占80％，而且人口多，耕地少。革命胜利几十年了，还很穷，要提高生活水平不容易。在中国，先进企业和落后企业并存的局面，要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存在，否则容纳不了那么多就业人员。搞现代化用人少，就业难。中国只能在这种矛盾中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农业问题始终是中国的一个根本问题早在1957年，陈云就指出，农业问题也就是全国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经济不摆在有吃有穿的基础上，就不能巩固。他还指出，农业问题，首先是粮食问题。粮食是稳定市场、保证建设的最重要的物资。讲市场是否稳定，主要是指粮食局势和粮食价格是否稳定。1959年他根据中国人口多、农业生产不稳定、粮食供应紧张的实际情况，又进一步提出:“粮食定，天下定;粮食紧，市场紧”的论断。1961年他针对当时城市人口增加过多，超过了商品粮负担的可能这个教训，指出农村能有多少剩余产品拿到城市，工业建设以及城市的规模才能搞多大，其中关键是粮食。1978年他针对当时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提出几年内每年进口两千万吨粮食，先把农民这一头稳下来，以便有步骤地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当农业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他指出，农业生产仍然必须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是农民与国家两利的大政方针。不这样做，八亿农民的所谓自由，就会冲垮国家计划。1984年中国农业生产获得大丰收，他在1985年指出，现在有些农民对种粮食不感兴趣，这个问题要注意。十亿人口吃饭穿衣，是中国一大经济问题，也是一大政治问题。“无粮则乱”，这件事不能小看。
关于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陈云认为，搞经济建设的最后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但中国在相当长时期内，用于建设和用于改善人民生活的资金，在分配上是有矛盾的，两者必须兼顾。从全局看，第一要使十亿人民有饭吃，第二要进行建设。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在保证有饭吃之后，还有余力进行建设，国家才有希望。因此，饭不能吃得太差，但也不能吃得太好。要量力而行。这是中国经济工作的一大方针。他历来还主张，在财力、物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生产和建设的关系，应该是先生活，后生产；先生产，后基建；先挖潜、革新、改造，后新建。也就是说，首先要保证生活必需品的生产部门最低限度的需要，其次要保证必要的生产资料生产的需要，剩余的部分用于基本建设。他认为，先保证生产、后供应基建这种排队的必要，主要是为了维持最低限度的人民生活的需要，避免盲目扩大基本建设规模，挤掉生活必需品的生产。
关于建设规模必须和国力相适应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陈云一贯反对不顾现实条件、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主张计划指标必须切合实际，建设规模必须和国力相适应。也就是说，要在财政收支平衡的基础上，看能够拨出多少钱用于基本建设投资，以这个数字来制定基本建设计划，不能用多发票子、搞赤字财政的办法来进行基本建设。他认为，这是脚踏实地的前进。他指出，建设规模的大小和国家的财力、物力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还是不稳定的界限。象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建设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当然，如果保守了，妨碍了建设应有的速度也不好。但是，纠正保守比纠正冒进要容易些。因为物资多了，增加建设是比较容易的；而财力、物力不够，把建设规模搞大了，要压缩下来就不那么容易，还会造成严重浪费。
关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和综合平衡陈云认为，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否则，造成种种紧张和失控，难免出现反复，结果反而会慢。他还认为，综合平衡是实现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基本方法。合比例就是平衡的;平衡了，大体上也会是合比例的。他强调国民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从全局观点看，主要是做好财政收支、银行信贷和物资供需这三大平衡，而且应该略有结余。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后，外汇收支平衡又成为综合平衡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他指出，因为中国经济落后，要在短时期内赶上去，所以计划中的平衡是一种紧张的平衡。做到建设也宽裕，民生也宽裕，比较困难。但是，绝不能紧张到使平衡破裂的程度。他提出，为了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应该按“短线”搞综合平衡，当然应该努力使“短线”变“长线”，克服紧张状态。他还提出，人民购买力要有所提高，但是提高的程度，必须同能够供应的消费物资相适应。他还多次强调，要经常深入了解市场商品供应情况，因为它是全国财政、贸易和经济建设情况的综合反映，从中可以看出大局。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改革陈云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存在的集权太多、分权太少等弊端，很早就有清醒的认识。从50年代到80年代，多次提出改革的主张，并且强调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其基本内容有：
（1）在国家的统一计划内，扩大地方政府和企业一定程度的因地制宜的管理权限，包括必须给地方一定数量的真正的机动财力，但又要有一个限度，即中央要保持一定的财力，以保证国家重点建设资金的需要。中央某些职权下放以后，必须加强全国的平衡工作，因为经济单位是分散的，没有全局、整体的平衡，就不是有计划的经济。
（2）国家计划是宏观控制的主要依据。搞好宏观控制，才有利于搞活微观，做到活而不乱。同时要改进国家计划管理方法，适当减少指令性指标，简化计划编制程序。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都要运用各种经济调节手段，按照经济规律办事。但是，国家干预也是必要的。
（3）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要改变工商企业之间的购销关系，即把原来工厂为商业部门加工定货，改变为由工厂购进原料、销售商品。商业部门对工厂产品的采购，除有关国计民生的产品继续实行统购包销外，其余的产品实行选购；没有选购和选剩的产品，由工厂自销或委托商业部门代销。上级商业批发公司除对求过于供的商品需要计划分配外，不准向下面派货，下级商店可以向全国任何批发机构自由选购，也可以向工厂直接选购。工业、手工业、农业副产品和商业的很大一部分必须分散生产、分散经营，纠正从片面观点出发的盲目的集中生产、集中经营的现象。采取这些办法的目的，是为了使工厂关心产品的销路而提高质量、增加品种，为了使市场商品能够适应人民消费的需要。
（4）国家必须放宽市场管理，改变国营商店或供销合作社独家经营、没有竞争的局面。对于一部分农副产品，应该允许自由收购、自由贩运，禁止互相封锁，使货畅其流。同时应该开放农村小土产自由市场。
（5）在一个统一的国家之内，保持市场物价的稳定，非常重要，办法是力求财政收支平衡，削减以至消灭赤字，而不是多发钞票。但是，不能把稳定物价，简单地看成是必须“统一物价”或“冻结物价”。国家的物价政策应该有利于生产。但是，对于农产品提价，必须严格掌握。并且要重视粮食和经济作物的比价。
（6）分配上存在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实质是不干活的人占有干活的人的劳动成果。打破这个“大锅饭”，将会大大调动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干部的积极性，使生产力获得一次新的大解放。
（7）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才真正有了对外开放的条件，但是利用外资、引进新技术和试办经济特区，要循序而进，不要一拥而上。要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原则。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外国资本家也是资本家。对外贸易工作既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又要坚持统一对外，作到“肥水不落外人田”。
（8）改革必须经过试点。因为试点而使改革的进度慢了，与为了加快改革的进度而不经过试点，以至改得不好，还要回过头来重新改，这两种损失相比，前一种比后一种要小些。
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结构早在1956年，陈云就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结构应该是“三个主体”和“三个补充”的总体构想，即：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国家市场的补充。1979年，他又进一步指出，60年来苏联和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是：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市场调节”这一条。他认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计划经济，又必须有市场调节，而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指导性计划并不等于市场调节。他还认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在不同部门应占有不同的比例。
陈云在长期领导经济工作中，还十分重视领导者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他提出任何领导者指导工作都应采取“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科学态度，提倡全面认识客观事物要采取“交换”、“比较”、“反复”的方法，主张用90％以上的时间进行调查研究，用不到10％的时间来决定政策，强调要随时总结经验，“摸着石头过河”。
陈云有关经济方面的著作很多，主要著作都已收入《陈云文选》（1984、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