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Feixite
[外文]：Johann Gottlieb Fichte (1762～1814)
德国古典哲学的重要代表，唯心主义哲学家，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战士。
生平和著作
费希特1762年5月19日生于拉梅诺。父亲是织带子的手工业者，家境贫寒，9岁时得到邻人的资助开始上学。1774年进波尔塔贵族学校，课外读过该校禁读的G.E.莱辛的著作。1780年入耶拿大学，1781年转莱比锡大学神学系，接触过B.斯宾诺莎的哲学。1788年因经济困难，弃学赴苏黎世当家庭教师，结识了当地狂飙运动代表人物J.K.拉法特等。1790年重返莱比锡，计划创办杂志未成，再任家庭教师，并开始研究I.康德哲学，深受启发，自称“读了《实践理性批判》，已生活于一个全新的世界”。1791年秋赴柯尼斯堡，以就地写成的《一切天启的批判》一文向康德请教，深得康德赞赏，立即推荐发表。1792年该文出版。因漏印了著者的姓名，哲学界一度误认为即是康德的著作，自此费希特被公认为最重要的康德派哲学家。1793年再去苏黎世，结识了平民教育家J.H.裴斯泰洛齐等进步思想家。当时法国的革命进程吓坏了向往革命的德国资产阶级，政治思潮出现逆流，他发表了《向欧洲君主们索还迄今被压制的思想自由》和《纠正公众对法国革命的论断》两本激进民主思想的小册子。与此同时，他自己的哲学体系也已酝酿成熟。
1794年费希特应聘任耶拿大学教授。他一面开课讲授“知识学”，发表他的主要哲学著作：一面作课外通俗学术讲演。他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对文化教育事业的献身精神，使他受到该校师生自对J.C.F.von席勒以来最热烈的欢迎，但同时遭到封建和教会势力的联合暗算，指责他的星期日讲演蓄意干扰礼拜活动、破坏青年的宗教陶冶。随后，他在自己主编的《哲学杂志》上发表《论我们相信上帝统治世界的根据》一文，反对势力以此为借口制造了蛊惑舆论的“无神论事件”。1799年他被解除教授职务，离开耶拿大学。以后他迁居柏林，在动乱生活中从事著述、讲演和社会活动。1805年临时去爱尔兰根大学任教一学期。1806年拿破仓入侵期间，随政府迁住柯尼斯堡，又短期在大学兼课。1807年后，普鲁士战败，费希特重返柏林，筹建柏林大学。同年冬开始，在法军占领下连续14次发表号召德意志国民发挥精神力量振兴德意志民族的爱国主义讲演。1809年柏林大学建成，任文学院长，1810年当选为第一任校长。1813年普法再战前夕，作《论真正的战争》讲演，激励青年为德国的“自由战争”而献身。1814年1月27日，因染疫突然去世，时年52岁。
他的主要著作有：《全部知识学基础》（1794）、《论学者的使命》(1794)、《知识学特征论纲》(1795)、《自然法基础》(1796)、《知识学第一导论》，《第二导论》(1797)、《伦理学体系》(1798)、《人的使命》(1800)、《当前时代的基本特征》(1804)、《至乐生活指南》(1806)、《对德意志国民讲演》(1812)。
知识学的哲学思想
费希特认为哲学体系只有两种，或者从知识主体出发，或者从知识客体出发，没有第三条路，单凭感性确认未经理性论证的客体的存在，只是一种无根据的信仰，一切直接从客体出发的哲学只能是独断论，唯一真正的哲学是以主体意识为基点来解释世界的唯心主义。
关于自我费希特起初笃信康德的批判哲学。康德给自己哲学规定的首要任务是解决普遍必然有效的“先天综合判断”，即科学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费希特也认为哲学应该阐明科学知识所据以发生和发展的原则和方法。他把自己的哲学体系叫做知识学，并自称他的体系就是康德的体系。
但知识学同康德的哲学实际上有本质的区别。最主要的是取消了康德哲学里的“物自体”，认为这不可知的物自体是使康德唯心主义体系不能贯彻始终的一个唯物主义赘瘤。费希特基于思维与存在同一的观点，断言知识的形式和知识的实质都来自意识主体。他把一切知识和一切实在的共同根源叫做“自我”。这个自我不再只是康德所说的现象界事物的立法者，而是任何可能的和实在的事物的创造者。知识学就这样克服了康德哲学中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化和割裂二者的倾向，把唯心主义贯彻到底了。费希特的哲学由于不承认有独立的自存的客体，把客体统一于主体，视整个客观世界为自我的产物，所以一向被视为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体系。
在费希特看来，作为知识学起点的自我，不是人的有限的经验的自我，而是绝对的无限的自我，它是一般的主体性、我性是先于一切实在又产生一切实在并包括它自身的实在在内的那种最初的纯粹的精神性活动，费希特称之为“本原行动”。因此，也有人认为费希特的哲学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
费希特断言，自我作为纯粹的精神性活动，其第1个无条件行动只可能面向自己，反思自己，从而设定自己，使自己具有实在性。这叫“自我设定自我本身”。但是，如果没有不同于自我的东西，自我也就不成其为自我，因此自我的第 2个行动就是创造自我的对立面。这叫“自我设定非我”。这样，费希特就用自我本身所创造的非我替换了康德的物自体。在既设定自我又设定非我之后，自我与非我陷入矛盾，为了使矛盾双方得以统一，自我不得不采取第 3个行动，限制双方。这就是“自我设定可分割的非我以与可分割的自我相对立”。自我在被分割之后成为有限的，对自己的行动才有意识，被分割的非我才成为有限的非我，并被主体认为是独立外在的客体。费希特认为主客双方不断地互相限制、互相对立，出现层出不穷的矛盾，就构成我们经验世界的全部内容。整个世界“总在自己永恒的转化中匆匆忙忙地前进”，这在费希特看来，就是绝对的纯粹的自我本身的矛盾发展的表现。他这个关于意识内在发展的思想，对他以后的哲学很有影响，也是他和康德两人的哲学体系的又一不同之点。
关于外化费希特针对自我与非我互相限制会出现自我能动而非我受动的情况，提出了一个关于“外化”的思想，认为自我可以部分地把自己的能动性外化或转让给非我，使非我取得一定程度的能动性，同时自己也产生了同等程度的被动。他的外化概念，包含了他对人的活动中主观东西向客观东西转化的猜测，并且对G.W.F.黑格尔的异化思想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费希特认为，自我限制非我是主体作用于客体，要求客体符合于自己的理想，是实践活动；自我受非我限制是主体需要形成相应于客体的表象、概念等等，是认识活动。实践和认识存在于自我与非我不可分割的同一性中，实践是合理的，认识是能动的。
关于认识费希特认为认识虽然发生于自我受非我的限制，但自我的受动只是部分的，而且自我受动于非我本是自我所设定的，所以自我在认识中始终保持着不同程度的能动性。例如直观，它能主动产生感觉表象;再如想象力，能把表象想象为对某某事物的模象，从而想象有存在于时空中的某某事物；知性或理解力，能对外界事物进行概括，形成关于外物的概念；判断力是活动于概念之间的，构成命题知识；最后，能就命题进行推理的是具有最高能动性的理性。康德曾指出理性在推理中有二律背反，并断言这是不可避免的逻辑谬误，而费希特却认为理性矛盾恰恰是深入本质的辩证认识所必要的。他依据认识活动中主客关系不断引出的理性矛盾，按正、反、合三段进程，推导康德视为主体单方固有的先验范畴。例如，由实在而否定而限制，由限制性而交互作用而因果关系等等，企图建立一个思辨的范畴系统，从而说明思维基本要素的发生和发展。这个思想后来也为黑格尔所接受。尽管费希特不能理解理性矛盾是现实矛盾的反映，不懂得从人类世世代代的物质实践中寻找范畴的真正起源。但他断言，不是理论能力使实践能力成为可能，而是实践能力使理论能力成为可能。这表明他也抽象地认识到了实践对于认识的重要意义。
关于实践费希特认为实践是符合于自我本性的行动。人作为有限自我，本来是绝对自我自身设定的产物，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既有以外物为目标的感性冲动的一面，又有以自身为目的的纯粹冲动的一面。实践就是有限自我所作的一种无限的努力，它争取远离感性冲动，接近纯粹冲动，或者使感性冲动受纯粹冲动所主宰，从而超脱非我的阻碍以恢复绝对自我的自由。费希特把自由分为 3种：
（1）本原行动是无条件的，也就是自由的，它是绝对自我固有的自由，叫做“先验的自由”；
（2）世界上的有限事物，不作外物的手段，独立自存，各得其所，这叫“宇宙的自由”；
（3）人在社会里除自己赋予的权力之外不承认任何其他权力，这叫“政治的自由”。他认为先验自由是我们一切有限事物虽不可及而心向往之的理想，政治自由是我们应该而且必须享有的社会生存条件，而宇宙自由虽不是我们有限自我所有，却是我们文明教化的目标。自我面对着非我，永远有阻碍，永远得不到完全自由。但自我在其限制非我规定非我的无限努力中，显示出了有限自我的无限性和自由本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说：“行动！行动！这就是我们生存的目的”。
费希特的知识学，从整个结构上说，是一切从绝对自我出发，最终又要求通过人的实践行动而复归于绝对自我。
社会政治思想
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是费希特哲学中的社会政治内容，他坚决反对教会特权和封建压迫，公开宣称让君主们去当奴隶他们就会懂得尊重自由了。他认为思想自由是个人不可让渡的权利，是一切政治权利的根本；国家无权压制，否则它就失去了存在的根据，人民就可以用暴力推翻它。这在当时德国是最激进的思想。在他空想的闭关商业国家里，劳动是人的义务也是权利。国家为控制生产确保劳动机会，亲自掌握对外贸易，禁止个人进出口的自由；但是个人享有进行思想与文化交流的充分自由。他不同意J.-J.卢梭把文化视为人类不平等起源的观点，认为文化教育正是人类自由、进步和完善的可靠保证。国家最重要的任务是推行全民教育，促进文化发展。
关于教育教育在他看来应以德育为主，智育、体育也是为了有助于培养不为物欲所染的自由意志。不过意志自由并不等于可以为所欲为，而是与义务结合着的。人在社会的不同岗位上各有自己应尽的义务。当人作为有限自我，其意向同绝对自我的动向趋于一致时，意志最自由，同时对其使命或义务的认识也最明确。这种义务感叫做良心。听从良心呼唤而见义勇为就是道德，“只有人的行动才是决定人的尊严的东西”。从事文教工作的“学者”，理应是道德最完满的人，当然实际上也免不了时代的局限性。他坚信，教育事业世代相传，教育者教学相长，道德总有一天会臻于完善。国家最终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就将自行消亡。
关于历史费希特对于人类历史持高度乐观态度。他认为人类理性的发展分5个阶段，人类历史也分5个时期。初民社会是理性本能时期，虽然民智初开，道德上却是“天真无邪”；随后是理性权威时期、人发现和崇信外人的理性，反而抑制了自己的理性，产生奴性，这是“邪恶兴起”；再后是理性解放时期，人重新独立思考，计较个人得失，但一切唯利是图，可谓“罪恶满盈”；再后将是理性认识时期，人能认清自己的价值和使命，在道德上又“开始向善”；最后是理性艺术时期，人将象创造艺术作品一样自由地享度自己的“至乐生活”，达到“至善完成”，并且大家共同地形成一个“伦理世界秩序”，整个人类都“将掌握自己的命运，服从自己的思想，绝对自由地从自身做出只要他想做的一切”。费希特认为历史发展与理性发展同步，表明他猜测到了逻辑与历史的同一。不过他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并且和他的宗教思想结合着。他认为，在至善的最高历史时代，人充满了“爱心”，爱别人，爱上帝，“神性本身就以它原始的形态重新进入你的心里”。
费希特对法国革命的历史意义曾高度赞扬，并为之辩护。他所以反对拿破仓的对外扩张政策，是认为革命的道德原则遭到了背叛。对于当时的德国，他认为不仅经济落后政治分裂，而且道德败坏到了极点；不过按照历史的必然，它正在转入理性认识时期，复苏有望。他沙文主义地认为德意志民族具有优越于一切其他民族的“原始性”，一旦它认清自己的特殊使命，必能对人类的进步作出特殊的贡献。普法战争期间，他奋不顾身奔走呼号，支持德国抗击拿破仓。就是基于这两方面的认识，他的德意志民族观后来被纳粹分子严重歪曲利用。
费希特的哲学思想，对当时德国社会的发展起过巨大的积极作用；在F.W.J.谢林和黑格尔的哲学里得到直接继承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对他阐发人的主观能动性方面予以一定的历史评价。
-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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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Parayson，Fichte，Turin，19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