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俗社会学

一种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主义地庸俗化的观点体系,主要出现在文学研究和史学等领域。庸俗社会学者简单化地解释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阶级制约性,认为意识形态现象直接取决于物质现象和社会阶级的经济基础。在文学研究中,他们把文学史的过程简单化、庸俗化,认为文学创作直接依从于经济关系和作家的阶级出身,甚至拿经济因素去解释句子、韵律等结构的特点。他们不是把文艺看作客观世界的主观反映,而是看作对现实的消极纪录,不考虑时代的政治、思想和心理等各方面的复杂因素,想直线式地从艺术形象中获得抽象的阶级心理和一般政治经济范畴的特点,抹煞文艺的特性,把文艺的目的、内容同社会科学的目的、内容机械地等同起来,把文学变成对社会学的“形象图解”。例如,他们认为普希金是破落贵族思想家的代表,果戈理是小贵族的代表,列夫·托尔斯泰是中等贵族的代表等。庸俗社会学的主要代表在哲学史研究中是舒利亚季科夫,在文学研究中有彼列韦尔泽夫、弗里契等人。庸俗社会学这个术语在苏联30年代才开始使用,但是这种思想观点则早已出现。列宁在1908年对舒利亚季科夫的《西欧哲学对资本主义的辩护》一书的批注中就指出了他的这种庸俗化观点。本世纪初,俄国一些文学研究家如克尔图雅拉、彼列韦尔泽夫、弗里契等开始研究文学的意识上的作用及其阶级实质等问题。他们反对唯心主义学派,坚持普列汉诺夫的传统(捍卫他的意识形态依从于社会存在的唯物主义观点)。但是他们后来把普列汉诺夫、梅林等人著作中的某些不大确切的言论加以引申,并提高到一般方法论的原则,从而陷入了庸俗社会学的观点。十月革命后至30年代初,苏联文学研究方面的庸俗社会学更有所发展。在弗里契的《艺术社会学》(1926)、克尔图雅拉的《文学作品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1928)、彼列韦尔泽夫的一些论著以及无产阶级文化派理论家(弗·卡里宁、普列特尼约夫)的著作中,在《在岗位上》(罗多夫、列列维奇、瓦尔金)、《在文学岗位上》(阿维尔巴赫、李别进斯基叶尔米洛夫)、《列夫》(阿尔瓦托夫和楚扎克)等杂志的批评家的言论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种倾向。从20年代末开始,苏联文艺理论界对庸俗社会学倾向开展了批判。以后在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研究中这种倾向有所克服,但在一些批评家(别利克、卡洛申等)的著述中仍然有所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