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哲学

产生于中国东汉晚期的一种以神秘化了的“道”为宇宙本原的宗教哲学。它把道家的“道”予以神学的阐释,结合儒学,融合佛学,形成了独特的理论。

道教

产生于中国的传统宗教,渊源于古代的巫术,秦汉时的神仙方术,黄老道是早期道教的前身。东汉顺帝时张陵倡导“五斗米道”,奉老子为教主,道教逐渐形成。东汉灵帝时张角创立的“太平道”为早期道教的另一重要派别。道教的基本信仰和教义是“道”,视“道”为造化之根、神明之本、天地之元。把“道”人格化为神,又把老子加以神化,视其为天尊。宣扬以神秘方术求得长生不死、度世成仙的观点。提倡修炼丹药,创导祈祷、礼忏等宗教形式。道教自东汉形成后,经两晋、南北朝得到进一步发展,到隋、唐、宋、元更加兴盛,构成中国儒、释、道三教之一。明代中叶以后才逐渐走向衰落。在道教的长期演变发展过程中,许多道教学者著书立说,阐释道教教义,宣扬道教思想,其中包含着重要的哲学思想和伦理道德观。

道教的哲学思想

有关道教的思想与方术,在汉魏期间,传播迅速。道教哲学思想体系是东晋葛洪奠定的。他把道教的理论和方法粘合在一起,在理论上,提出“玄”的本体概念;在方法上,提出思玄之道和守一之道。他说:“玄者,自然之始祖,而万殊之大宗也。眇昧乎其深也,故称微焉。绵邈乎其远也,故称妙焉。其高则冠盖乎九霄,其旷则笼罩乎八隅。光乎日月,迅乎电驰。”这个玄“金石不能比其刚,湛露不能等其柔。方而不矩,圆而不规,来焉莫见,往焉莫追”,它能使天以之高,地以之卑,云以之行,雨以之施。它是一个神秘主义的本体,产生宇宙万物的根源。这个超自然的“玄”,是道教唯心主义思想体系的核心。对于这个“玄道”,修仙的人,感到高不可攀,深不可测,只有用冥思玄想去探求。葛洪说:“得之乎内,守之者外,用之者神,忘之者器,此思玄之要言也。”葛洪还把玄称之为“一”,他很重视守一的方法,把守一分为“守真一”和“守玄一”两种。“玄一”和“真一”的内容差不多,只是前者加了一种分形术。

在葛洪看来,“玄”也就是“道”,说“凡言道者,上自二仪,下逮万物,莫不由之”。这里说的道和其《畅玄》篇所谓“胞胎元一,范铸两仪,吐纳大始,鼓冶亿类”的玄,意思相合。“道”和“玄”,其字求异,涵义实同,都先于物质而存在。到了唐代,吴筠作《玄纲论》说:“道者,何也?虚无之系,造化之根,神明之本,天地之源,其大无外,其微无内”,“万象以之生,五行以之成,生者无极,成者有亏。生生成成,今古不移,此之谓道也”。同样把“道”描绘为虚无的本体、宇宙万物生成的总根源。《玄纲论》最后还指明:“天地不能自有”,“太极不能自运,运太极者真精”。“真精”是神明,“实曰虚皇”,高居太清之上。天地万物由这个天皇主宰着。

道教的道德观

道教规定了许多戒律,它们是世俗道德善恶观念和宗教信仰善恶观念的综合反映。道教有五戒、八戒、十戒、十二戒、二十七戒乃至一百八十戒等。戒是禁恶的意思,与禁恶相对的是劝善。所以十善与十恶,往往相提并论。道教的“老君五戒”为:

(1)不得杀生;

(2)不得荤酒;

(3)不得口是心非或作不得妄语;

(4)不得偷盗;

(5)不得邪淫。第一戒不得杀生,是指不得伤害一切有生命的动物,如鸟、兽、虫、鱼等等。这是摹仿佛教体现慈悲的戒条,属于宗教信仰的善恶观念,与世俗道德无干。第二戒不得荤酒,这与世俗道德也不一样。至于戒偷盗、戒邪淫、戒口是心非,皆与世俗道德观念相一致。《玉清经》的十戒里,有“不得违戾父母师长,反逆不孝”和“不得叛逆君王,谋害家国”两戒,与洞玄灵宝十善中“一念孝顺父母”、“二念忠事君师”相对应。世俗的传统道德大力提倡忠孝,道教的戒律也极力重视这点,表现出世俗道德与某些道教信仰的善恶观念相合的特点,但十戒里有“不得毁谤道法,轻泄经文”和“不得污漫静坛,单衣裸露”两条,主要是对道教徒们说的。属于道教徒自身信守的道德规范,一般说来,不涉及世俗的道德,这是戒律的另一特点。道教耽信凡人常行五戒十善,“恒有天人善神卫之,永灭灾殃,长臻福祐”。这是认为人间的善恶行为,必定获得天上神灵的祸福报应。足见道教的戒律体现着维护神学尊严和社会纲常秩序的永恒性。

佛道理论的斗争与融合

道教是中国的宗教,佛教是外来的宗教,教义各不相同。东汉时,佛教传入后,中国即有老子入夷狄为浮屠的传说。西晋时,出现《老子化胡经》。南朝时,道士倡夷夏论,以华夏的宗教文化排斥外来的宗教文化,释氏则有反夷夏论。北朝佛道的斗争,政治色彩特别浓厚。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446),司徒崔浩联合著名道士寇谦之攻毁佛教。至唐代,佛道斗争更是频繁和激烈。 唐高祖和太宗时, 太史令傅奕(554~639)附和道士,上书抨击佛教;释氏法琳作《辩正论》、《破邪论》为佛教辩护。高宗时,道士李荣与沙门入宫辩论。武宗笃信神仙,会昌五年(845),听道士赵归真的话,发动了毁佛拆寺、僧尼还俗的运动。道教与佛教在理论上又有相互吸收和渗透的情况。约成书于东晋至萧齐时期的道教典籍《太上洞渊神咒经》,吸收了佛教般若本无论的思想。梁朝著名道教学者陶弘景修撰《真诰》,大量拾取《佛说四十二章经》的说法。到了唐代,上清道派宗师司马承祯撰《坐忘论》,既撷取禅法“定慧”之说,又在《天隐子》里主张道有渐门,“不能顿悟”。道教的这些理论,受了佛教的影响。中国佛学也有道教思想的渗透。隋时天台宗大师智撰《修习止观坐禅法要》,吸收了道教内丹的说法。到宋、金、元时期,北方广大地区,流行着全真道,宣传三教融和,崇拜老子、孔子、释迦牟尼,劝人诵习道家的《道德经》、儒家的《孝经》和佛教的《般若心经》,在经典理论上不单独尊崇道教,形成三教平等合一的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