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Yuan jie
唐代文学家。字次山，号漫叟、聱叟。河南鲁山人。后魏常山王元遵之后。17岁开始折节向学。天宝六载(747)到长安应举，因李林甫玩弄权术，应举者全遭落第，就归隐商余山。天宝十二载，再次应进士举，登第。安禄山反，他率族人南奔，避难于猗玗洞（在今湖北大冶），因号猗玗子。肃宗乾元二年(759)冬，受国子司业苏源明推荐，任山南东道节度使史翙幕参谋，招集人马，抗击史思明叛军。代宗时，任道州刺史，调容州，加授容州都督充本管经略守捉使。大历七年(772)人朝，病逝于长安。
元结是一位富于正义感、关心国家安危与人民疾苦的政治家。他就任道州刺史之前，当地的少数民族“西原夷”曾举行暴动，攻破郡城。元结到任后，实行救困苏民之政，流亡的人闻风而归者万余家，“夷军”也为之感动，不再进攻道州。当时唐王朝因连年战乱，军费浩繁，征敛苛重。元结目睹人民“朝餐是草根，暮食仍木皮”（《舂陵行》）的情况，甘冒抗命之罪，蠲免百姓的赋税和市杂物十三万缗，又奏免租庸十余万缗。他任容州都督时，也能处理好与少数民族的关系。
元结的作品有强烈的现实性。天宝五载写作的《闵荒诗》，借隋炀帝亡国的历史教训以规讽时政：“奈何昏王心，不觉此怨尤；遂令一夫唱，四海忻提矛。”其后，《系乐府十二首》中《贱士吟》、《贫妇词》、《去乡悲》、《农臣怨》诸篇，触及天宝中期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更有代表性的是在道州任上写作的《舂陵行》和《贼退示官吏》。当时人民饥寒交迫，挣扎于死亡的边缘，而皇家征敛却变本加厉，有增无减。元结对这种现象深感愤慨：“奈何重驱逐，不使存活为！”愤怒地斥责：“使臣将王命，岂不如贼焉！”元结这种耿直的态度，深受杜甫赞赏。杜甫在《同元使君舂陵行》序中说：“得结辈十数公，落落然参错天下为邦伯，万物吐气，天下少安可待矣。”诗中又有“两章对秋月，一字偕华星”之句，对元结的诗才也极为推崇。
元结继承《诗经》、乐府传统，主张诗歌为政治教化服务，要“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二风诗论》），认为文学应当“道达情性”（《刘侍御月夜宴会诗序》），起“救时劝俗”(《文编序》)的作用。上元元年，他编《箧中集》，慨叹“风雅不兴”，“文章道丧”，批评当时诗坛“拘限声病，喜尚形似”（《箧中集序》）的不良风气。他的诗歌不但内容富有现实性，而且几乎不写近体。除少数四言、骚体与七古、七绝外，主要的是五言古风，质朴淳厚，笔力遒劲，颇具特色。清代沈德潜说：“次山诗自写胸次，不欲规古人，而奇响逸趣，在唐人中另辟门径。(《唐诗别裁》)刘熙载也说:“次山诗令人想见立意较然，不欺其志。”认为元结诗中所反映“疾官邪，轻爵禄”的思想内容，“意皆起于恻恒为民”（《艺概》卷二）。对元结诗的艺术性，历来有不同看法，如吴乔、翁方纲等，都曾批评元结的诗过于质直。
元结的散文，特别是那些杂文体的散文，值得重视。如《寱论》、《丐论》、《处规》、《出规》、《恶圆》、《恶曲》、《时化》、《世化》、《自述》、《订古》、《七不如》等篇，或直举胸臆，或托物刺讥，都出于愤世疾俗，忧道悯人，具有揭破人间诈伪、鞭挞黑暗现实的战斗功能。他的文章大抵短小精悍，笔锋犀利，绘形图象，逼真生动，发人深省。刘熙载《艺概》说：“其所著《出规》，意存乎有为；《处规》意存乎有守；至《七不如》七篇虽若愤世太深，而忧世正复甚挚；是亦足使顽廉懦立，未许以矫枉过正目之。”元结其他散文如书、论、序、表、状之类，也都刻意求古，意气超拔，和当时文风不同。《大唐中兴颂》文体上采用三句一韵的手法，类似秦石刻的体制，被誉为“峻伟雄刚”，“宋人无此兴象”（《古文辞类纂》）。晁公武论元结之文“譬古钟磬不谐于俚耳，而可寻玩”(《郡斋读书志》)。高似孙《子略》也以为“次山平生辞章奇古峻绝，不蹈袭古今”，都是深有心得之言。唐代裴敬论及当代文学时，把元结与陈子昂、苏源明、萧颖士、韩愈并提(《翰林学士李公墓碑》)。其后论家又把他看作韩柳古文运动的先驱，甚至说他早于韩愈五十年就已经“为古学于举世不为之日”（章学诚《元次山集书后》），是符合事实的。
元结接受道家哲学的影响，所以作品中杂有消极退守的成分，这是他思想上的局限。他反对骈偶属对，格律声病，所以平生不写律诗，这导致了他创作上的局限。
元结著作据古书著录的有《异录》、《元子》、《文编》、《猗玗子》、《浪说》、《漫记》等，均已亡佚。现存的集子已非原编。其常见者有《四部丛刊》影印明正德郭勋刻本《唐元次山文集》10卷，附“拾遗”及“补”，不计卷;明陈继儒鉴定本《唐元次山文集》10卷，另“拾遗”及“拾遗补”各 1卷。又有淮南黄氏刊本《元次山集》12卷(后2卷亦为“拾遗”及“拾遗补”)，原刻未见。今有石竹山房翻印孙望校点《元次山集》，即以《四部丛刊》本为底本。所编诗选《箧中集》，尚存。事迹见颜真卿《元君表墓碑铭》和《新唐书·元结传》。今人孙望有《元次山年谱》，考订较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