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性

佛教关于众生成佛的原因、根据的基本概念。它是中国佛教哲学的基本范畴,其涵义丰富复杂,并随着中国佛教的历史发展而不断演变。

佛教认为,人生和世俗世界的一切,本性是“苦”,人生自身就是诸苦的集合体。形成痛苦的原因在于人的内心,个人的各种扰乱身心而生的迷惑苦恼,即烦恼的心理和相随而来的行为是招致痛苦的根源。消灭痛苦的途径在于自心摆脱烦恼的束缚。人心的自性本是清净的,从而形成“心性本净”的说法。佛性是“心性本净”说的进一步发展。印度佛教《涅槃经》是阐述佛性思想的主要经典,在此经未传入中国以前,东晋后期的一些重要佛教学者已自发地产生佛性思想。慧远的涅槃常住观念和佛性常住思想相沟通。鸠摩罗什的弟子僧睿作《喻疑论》,谓曾在长安亲自听鸠摩罗什的辩答,肯定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只是由于没有见到经文的根据,未能畅述。

鸠摩罗什的弟子道生开始着重阐发涅槃佛性说,开创了佛教一代新风。他提出“佛性我”的观念,强调众生都有“佛性”这种实在自体,都能成佛。时法显译出《大般泥洹经》,经文认定“一阐提”(不具信心、断了善根的人)不能成佛,而道生孤明先发,不拘文句,首唱“一阐提”也有佛性,也能成佛,遭到众僧的攻难。后来昙无谶译出大本40卷《大般涅槃经》,果称“一阐提”也有佛性,也能成佛。道生的主张受到僧众的普遍赞扬。

随着《大般涅槃经》的译出和道生的倡导,南北朝时代出现众多的涅槃师说,这些师说都以“佛性”为理论重心,对所谓成佛的原因、根据进行深入、广泛的探讨,形成佛性理论空前繁荣的局面。当时涅槃师关于佛性意义的说法有3类12家:第1类以人言佛性。其中一家以众生为正因佛性,正因指决定性的因,众生都具有成佛的决定性因素;另一家以六法为佛性,六法指五蕴(色、受、想、行、识)和假名的人,实指众生,即以众生为佛性。第 2类是从众生的心上讲佛性。其中包括5家,即以心(识)、冥传不朽(识神)、避苦求乐、真神(神明的本体、灵魂)和阿赖耶识(含藏一切事物和现象的潜在功能)自性清净心为佛性,后者是地论师和摄论师的主张,非涅槃师的说法。第3类是从理方面讲佛性,有5家:

(1)从当果上,即从将来可以成佛这一点上讲众生具有佛性;

(2)从得理上,即从因中有得佛之理上讲佛性;

(3)以真如即绝对不变的本体为佛性;

(4)从第一义空讲佛性;

(5)以体证非有非无的中道的正智为佛性。此外,就佛性究竟是“本有”,即本来固有,还是“始有”,即将来而有的问题展开讨论,后又出现调和的主张,即佛性既本有亦始有,并不矛盾。

佛性思想在唐代佛教宗派哲学中继续得到创造性的阐发。天台宗创始人智把佛性分为 5种:

(1)正因佛性。先天具有的理,即法性、真如。

(2)了因佛性。观悟佛理所得的智慧。

(3)缘因佛性。能引生佛智的善行。

(4)果佛性。达到佛果所具的“智德”。

(5)果果佛性。达到大涅槃断除烦恼的“断德”。用佛性来概括理、智、行、果整个修行成佛的各个环节,带有综合的意义。天台宗还从善恶方面讲佛性,认为佛和“一阐提”的心中都是善恶染净无所不具的。湛然进一步提出无情识的草木瓦石也具有佛性的观点。华严宗四祖澄观吸取天台宗的观点,主张佛和众生都有性善性恶说,但反对无情识的事物也有佛性的观点,受到原来的师父、天台宗湛然的强烈批驳。禅宗南宗创始人慧能主张人人都有佛性。 他认为,佛性就是恒常清净的真如本性,也就是人的本心、本性,人们一旦认识本心,就是顿悟、解脱。佛性也是派生万事万物的清净的精神实体,一切现象都在自性之中。五代以来,随着佛教声势的衰落,佛教学者对佛性思想已无创新,多是取调和各家观点的态度。中国佛性思想的演变深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各家各派的佛性说都具有深刻的理论矛盾和唯心主义的性质。它大体可包含以下含义:

(1)心性,即人的本性、本心、灵魂等;

(2)悟解万物亦空亦不空的智慧;

(3)境、理,即事物的本性、本质;

(4)宇宙万物的本体、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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