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Woren
中国清代后期理学家。字艮峰，乌齐格里氏。蒙古正红旗人，驻防河南。道光九年(1829)进士，历任詹事、侍讲学士、侍读学士和副都统等职。穆宗时，任工部尚书、晋文华殿大学士。卒后谥号文端，入贤良祠。他编写的《帝王盛轨》、《辅弼嘉谟》被赐名为《启心金鉴》和《沃心金鉴》。其他著作还有：《为学大指》、《嘉善录》以及诗文、杂稿、日记等，均收入《倭文端公遗书》。
倭仁哲学思想的基本概念是“理”。理的内容主要是指仁、义、礼、智等封建道德。认为人自身只有仁、义、礼、智之理，人们之间的理不异于己之理；物理又不异于人之理。宇宙万物都统一于一个理。这是把世界归结为精神的唯心主义。
倭仁在认识论上主张“理在心中”的先验论。《为学大指》说：“盖人心虚灵，天理具足，仁、义、礼、智皆吾所固有”。但心中之理不会自明，因为有“物蔽”，人们为“利禄之趋，习俗之徇，泪没沉沦，而为人之理遂失”。因此，需要“致知”，认识天理。这对任何人都一样，圣人也不例外，世上人人都应当学习。
倭仁认为认识天理即是认识己性、人性和物性，并把它们区分为两个阶段：
（1）“尽己性”，即认识自己的天性，按天理去约束自己的言行。要做到这点，必须克服私念。因为“念虑萌动之初，为善恶分途之始”，不去掉私念就不懂得自己的善性。去念的办法是“端庄静一”、“涵养本原”、“察几慎动”、“克己复礼”等，只有这种内心修养，才使天理不受物蔽而清明昭著。
（2）“尽人性、尽物性”，即认识人们之间和物之中隐藏的天理。穷尽物理要从一物上穷理开始，“稽之圣贤，讲之师友，察之事物，验之身心，以究析其精微之极至”。更重要的是用“类推”的办法，认为类推可认识到大至“天地之运，古今之变”，小至“一息之顷，一尘之微”的万物都是一“理”。类推还能认识到“物我一理”，自一身，以至一家，至于万物，都有君臣、朋友的关系，都是一个天理。这两个阶段，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他认为尽己性才能尽物性，否则就不能为“天地立心，万物立命”。物性是己性的类推。他指出那种从万物中寻找离开己性的“闻识”“晓会”是对穷理的曲解。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尽己性必尽物性，要推己及人，推己及物，应把尽物性看成是自己份内的事。他指出，因“物我异体”而只修己性，不及人和物，是不懂己性的真正含义。
倭仁在社会问题上主张“帝王心治天下”的唯心史观。认为社会的治乱、兴衰决定于朝廷的政治和用人，政治和用人又受帝王的心制约。《辅弼嘉谟》说，帝王的心“为万事之主”，是“用人行政之得失”的原因，“天下之治乱安危系之此”。帝王心正，则天下事没有不正的；心不正则不会有正的。他要求帝王之心“明白洞达，而无一毫邪曲之私”，做到“发之政事乃合于天理之正”，象尧舜禹汤文武那样治理天下。
倭仁推崇程朱之学，说“辨学术当恪守程朱，以外皆旁蹊小径，不可学也”。他的思想基本继承理学的传统，又糅杂了其他思想，包含主观唯心主义的成分。
倭仁早年和曾国藩、何桂珍等人就学于理学家唐鉴的门下，后因其学业优长，为两宫太后器重，成了穆宗（同治）的帝师。在洋务运动中，他站在顽固派一边，在上疏的奏折中提出“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反对设同文馆和学习西方科学知识，成为顽固派的重要思想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