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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在小的时候，问他母亲：“邻居为什么杀猪?”他的母亲因他问得心烦，对他说：“杀猪给你吃。”后来，她恐怕这是对儿子说了谎话，于是特买些肉，给孟子吃，以免对儿子失了信用。母子之间尚须如此，假若多数的要人，对于民生，日日大唱高调，几乎没有一点实惠，临到人民身上，何怪人民对他们失了信仰的心而大加咒骂呢?
不必大骂古人，古人虽不好，他们全死去了，再没有为恶的机会。不必大捧今人，今人虽好，他们还活着呢，尚有为恶的可能。要知一百个死秦桧，实不如一个活要人可怕。
某官僚对我说：“官场如戏场，我也不过是随班唱戏而已。”我说：“你说得太言过其实了。戏子无论名角次角，无论生旦净末丑，只要登台，无不怕观众叫倒好，无不大卖气力，大显精神。所以扮演的君臣父子夫妇朋友以及将相卒仆，全能尽其所能。真是装什么，像什么。扮什么角，尽什么职。我国当权的人，若能以戏子为师，我中国这出《大保国》还不致于愈唱愈糟啊。”
天下有无天理良心的官，决没有无天理良心的民。善治国者，治官；不善治国者，治民。治官则轻而易举，治民则劳而无功。
令妖魔现原形，用符咒。使官僚现原形，用颂词。
欲求国家长治久安，须要士不邪、农不惰、工不猾、商不奸、官不贪。其中尤以官不贪为第一要着。愚民政策实优于扰民政策。愚民政策之下的百姓，还可以苟且安生，扰民政策之下的人民，决难有安生的日子。
法律如同蛛网，它的能力，只能捕住弱小的苍蝇与微细的蚊蠓。强大的黄蜂与凶横的木蜂，虽有时触到网上， 网不但捕不住他们，反倒被它们撞几个窟窿。从来一国的法律之破坏，不怨小民，而怨一些有大势力的人。
人人想治己， 国虽乱而必治。人人想治人，国虽治而必乱。
革命出于为公，就是吊民伐罪。所以，孙中山先生首先由《礼记．礼运》篇里，取了一句“天下为公”，使人人存在心中，以免入于私之一途。因为革命若出于为私就是攘夺政权。吊民伐罪，是因一部分人不忍见人民所受的痛苦，对人民有吊慰的心，因而集合一团势力，打倒压迫人民的恶魔。攘夺政权，是囚一部分人羡慕权者的富贵，对当权者，欲取而代之，因而纠合一团势力，打倒当权的人，以便为所欲为。
外国的要人，以守法为荣。中国的要人，多以守法为辱。中国的要人，若不痛改这种劣根性，中国的政治，永远不能上轨道。
我中国人讲道德，有许多不合理的。比如对一个妥人，不论他当权之日，如何倒行逆施，祸国殃民，只要他失了势，下了台，人就对他既往不咎。假若对他加以严厉的批评或正当的攻击，就要被人视为“打死老虎”。……我以为：百姓若想安宁，全国人民非同心合力，大打死老虎不可。如此才能使一些活老虎们，在当权之日，先存下怕日后挨打的恐惧。他们纵有为恶的野心，也就不敢任性施展了。否则对活老虎，既不敢打，对死老虎，又不忍打，中国的国土，必要亡于虎，小民必要死于虎。
打活老虎是政府的职责，打死老虎是人民的本分。若有强固的政府，决养不成活老虎。若有强横的人民，决不容死老虎复活。
修官署，不如用人才，正如修外表，不如修内心。
部下的一个人说你好，是一时的。百姓说你好，是永久的。可惜中国的要人，只顾讨部下一时的欢喜，惹下百姓永久的怨十艮。
英国格言说：“小心你帽子里的蜂子。”那意思是不要防远，先要防近。自古至今，许多做大事掌大权的人，所以闹得身败名裂，遗臭万年，多是被身旁一二小人害了他们。只可惜他们专对小民处处严防，而不知祸患就生于肘腋之间。
有人问我，政治二字怎么讲。我说：“政是为政的人‘正己’，治是为政的人‘治己’。政治家能如此，就能有好的政治。否则，就成了俗语所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