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1866~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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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名文,字逸仙,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人。1866年11月12日生。中国同盟会总理,1911年12月29日辛亥革命成功后,被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又是力主改革封建主义的教育、效法西方发展资本主义教育的倡导者。

1894年,在《上李鸿章书》中,孙中山就指出:“泰西诸邦崛起近世”是因为他们教育发达。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人才之众多者”是由于“教养之道”。孙中山认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技术所以日新月异,除了国家奖励、 社会重视外, 在教育方面则是广泛设立各种专门学校,培养各门各类的专家。他说:“泰西治国之规,……为文官者,其途必由仕学院;为武官者,其途必由武学堂。若其他,文学渊博者为士师,农学熟悉者为农长,工程达练者为监工,商情讲习者为商董,皆就少年所学而任其职,总之,凡学堂课此一业,则国家有此一官,幼而学者即壮之所行,其学而优者则能仕。且恪守一途,有升迁而无更调。夫久任则阅历深,习惯则智巧出。”对比之下,他抨击中国封建主义教育及其使用人才的制度是“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长”,结果必然产生“智者无以称其职,而巧者易以饰其非”的流弊,并造成“野有遗贤,朝多倖进”的恶果。

同时,孙中山特别强调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采取机器生产,发展生产力。他把发展自然科学提到了“生民根本之务”的高度。他认为:“格致之学明,则电风水火皆为我用。”鉴于当时中国农业的落后,他提出必须发展农业科学,“农学既明,则能使同等之田产数倍之物”。他还建议开设农师学堂,培养农业技术人才。

孙中山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之后,紧张而繁忙的革命活动,使他很少有时间发表有关改革教育方面的言论。但是辛亥革命后,以他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在短短的时间里,就颁布了不少改革封建主义教育、发展资本主义教育的法令。当时所制定的《壬子癸丑学制》及其设置的课程,除注重发展普通教育外,还重视实业教育和师范教育;课程改革则以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来代替灌输“忠君”、“尊孔读经”的封建课程;同时还增加了自然科学的课时,加强了生产技能的教育。

在1912年以后,孙中山在中国南北各地的一些学校和教育团体的欢迎会上发表了不少热情洋溢的演说。在北京教育界的欢迎会上,他说:“盖学问为立国根本,东西各国之文明,皆由学问购来。”在广东女子师范第二校讲演时指出:“四万万之人,皆应受教育。然欲四万万人皆得受教育,必倚重师范,此师范学校所宜急办者也。而女子师范尤为重要。……惟必有学识,方可担任教育。盖学生之学识,恒视教师以为进退,故教师之责任甚大。”

从中华民国成立一开始,孙中山就主张普及教育,关心贫穷儿童及劳苦大众的教育问题。他在1912年所发表的《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方法》一文中,完全同意当时社会主义者有关教育平等的主张:“凡为社会之人,无论贫贱,皆可入公共学校,非特不取学膳等费,即衣、履、书籍,公家任其费用。”

“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孙中山抛弃了辛亥革命后曾经有过的“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不切实的想法。在他一生的最后阶段,当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后毅然采取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随之他的文化教育思想也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他在1924年9月的《 北伐宣言 》中,明确地指出了:只有打倒封建军阀及在背后支持他们的帝国主义的统治,国民的“文化及教育等问题,至此方不落于空谈”。同时他还阐明:只有民族经济获得发展,国家的财富增加,才“可使文化事业及教育之经费易于筹措;一切知识阶级之失学问题、失业问题,方有解决之端绪”。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不幸在北京病逝。他的主要著作合编为《孙中山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