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问题和危机，韦伯寻求重构宗教伦理，找回资本主义发展的原有精神动力。这使他通过历史和比较的角度思考与研究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近代资本主义文明最早发生在西方?第二，为什么这种文明最早不是发生在东方文明国家?”韦伯接着提出西方的新教伦理有利于产生资本主义精神，而中国的儒教和道教伦理有碍于产生资本主义精神，这就是著名的“韦伯命题”。这一命题也说明之前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遵循着伦理道德逻辑，体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统一，必然也包含着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里，韦伯认为，新教伦理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从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新教的“天职”和“祛魅”概念强调世俗活动，要求劳动者必须勤奋努力地工作，生活要节俭，做人要讲究信用，牟利要合理，要珍惜时间等，这些要求使资本家的经济行为合法化。新教的“选民预定论”和“恩宠观”，要求每一个信徒必须坚定自己是上帝选民的信仰，终身成为一名“僧侣”，这就使得新教徒的自愿劳动变得合法化，使他们的理性行为变得规范化，也使得他们从事某种职业是为了增加上帝的荣耀。新教的“禁欲主义”要求信徒们必须节制消费，反对铺张浪费，这有利于社会财富的积累，这种种限制也使得积累的资本能够用于生产性投资，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不断塑造着资产阶级的伦理观念。为何近代资本主义文明不是最早发生在东方?在《中国的宗教:儒教和道教》中，韦伯指出，中国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缺乏一种像西方那样的能够指导资本主义发展必不可少的行动伦理，而这种行动伦理在西方通过新教的宗教伦理得到了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