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境

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重要范畴,在传统绘画中是作品通过时空境象的描绘,在情与景高度融汇后所体现出来的艺术境界。

意境理论最先出现于文学创作与批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文学创作中有“意象”说和“境界”说。唐代诗人王昌龄和皎然提出了“取境”“缘境”的理论,刘禹锡和文艺理论家司空图又进一步提出了“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创作见解。

明清两代,围绕意与境的关系问题又进行了广泛探讨。明代艺术理论家朱存爵提出了“急境融彻”的主张,清代诗人和文学批评家叶夔认为意与境并重,强调“舒写胸臆”与“发挥景物”应该有机结合起来。近代文学家林纾和美学家王国维则强调“意”的重要性。林纾认为“唯能立意,六能创建”;王国维认为创辞应服从于创意,力倡“内美”,提出了诗词创作中的以意胜的“有我之境”和以境胜的“无我之境”两种不同的审美规范。

意境概念运用到绘画上,主要是在山水画得到迅速发展的五代和宋、元,但早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受道家思想和玄学的影响,山水画创作已经从地图制作式的幼稚阶段,跨进了讲“实对”,重“写生”的时期,画家们开始注重了实境的描绘,并提出了“澄怀味象”、“得意忘象”的理论和艺术创作旨在“畅神”、“怡情”的思想。这种理论和实践是后来传统绘画强调意境构成的先导,唐代美术史家张彦远提出了“立意”,五代山水画家荆浩提出了“真景”说,宋代画家郭熙提出了山水画创作“重意”问题,认为创作应当“意造”,鉴赏应当“以意穷之”,并第一次使用了与“意境”内涵相近的“境界”概念。宋、元文人画的兴起和发展,文人画家的艺术观念和审美理想,尤其是苏轼在绘画上力倡诗画一体的艺术主张,以及元代画家倪瓒和钱选的“逸气”和“士气”说的提出,使传统绘画从侧重客观物象的描摹转向注重主观精神的表现,以情构境、托物言志的创作倾向促进了意境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清代画家兼理论家笪重光在《画筌》一书使用了“意境”这一概念,并针对山水画创作提出了“实境”、“真境”和“神境”的理论,对绘画中意与境的涵意和相互关系作了较深入的分析,对绘画中的虚实、形神、情景等问题,亦即意境的表现问题都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意境理论的提出与发展,使中国传统绘画,尤其是山水画创作在审美意识上具备了二重结构:一是客观事物的艺术再现,一是主观精神的表现,而二者的有机联系则构成了中国传统绘画的意境美。为此,传说美术所强调的意境,既不是客观物象的简单描摹,也不是主观意念的随意拼合,而是主、客观世界的统一,是画家通过“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在自然美、生活美和艺术美三方面所取得的高度和谐的体现。

意境的构成是以空间境象为基础的,是通过对境象的把握与经营得以达到“情与景汇,意与象通”的,这一点不但是创作的依据,同时也是欣赏的依据。绘画是通过塑造直观的、具体的艺术形象构成意境的,为了克服造型艺术由于瞬间性和静态感而带来的局限,画家往往通过富有启导性和象征性的艺术语言和表现手法显示时间的流程和空间的拓展。如中国传统绘画中的散点透视、虚实处理、计白当黑、意象造型等,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展现时空境象而采取的表现手法。这些手法一方面使画家在意境构成上获得了充分的主动权,打破了特定时空中客观物象的局限,另一方面也给欣赏者提供了广阔的艺术想像的天地,使作品中的有限的空间和形象蕴含着无限的大千世界和丰富的思想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讲,意境的最终构成,是由创作和欣赏两个方面的结合才得以实现的。创作是将无限表现为有限,百里之势浓缩于咫尺之间;而欣赏是从有限窥视到无限,于咫尺间体味到百里之势。正是这种由面到点的创作过程和由点到面的欣赏过程,使作品中的意境得以展现出来,二者都需要形象和想象才能感悟到意境的美。

情与景是构成意境的基本因素,但意境中的情须是蕴理之情,是特定时代精神的折射;而景也不仅仅是一般的自然景观,同时也包括着能够触动人们情怀,引起生活回忆的场合、环境、人物和事件,这样才能使作品的意境在欣赏过程中得到社会心理上的认同和感情上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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