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中央官学_人文社科

[拼音]：zhongguo gudai zhongyang guanxue

中国封建朝廷直接举办和管辖的、旨在培养各种统治人才的学校系统。一般说，封建国家的中央官学，在汉朝正式创办。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局纷乱，官学时兴时废，及至唐朝，中央官学繁盛，制度完备，南宋以后逐渐走下坡路。到了封建社会后期，中央官学逐步衰败，实际上成为科举制度的附庸，名存实亡。清朝末年，它就完全被学堂和学校所代替。中央官学的产生和发展，是同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相适应、并为之服务的。根据中央官学各自所定的文化程度、教育对象和教学内容的不同，可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央官学，主要分为最高学府、专科学校和贵族学校三大类。

中国古代的最高学府

太学和国子监是中国封建国家的最高学府，是封建王朝培养人才的主要场所。太学和国子监在办学育才、繁荣学术、发展中国古代文化科学方面，都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在中国和世界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历代太学、国子监都注重考试。但考试形式方法不尽相同。汉代太学为了培育“贤士”、“英俊”，“数考问以尽其材”。汉初定“岁试”(“一岁辄课”)，后实行“二岁一试”之制。考试方法有“口试”、 “策试”、（“特重章句师法”）和“设科射策”（“射策者，谓为问难疑义，书之于策，量其大小，署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显，有欲射者，随其所取而释之，以知优劣。”此法近似现代的抽签命题、自行解答的考试方法)。到了东汉桓帝时，取消了甲乙科，改为上中下三等，每等规定录取名额和授官的名义。桓帝永寿二年(156)，更定课试之法，每两年考一次，不限录取名额，以通经多寡授以不同的官职。这种注重课试、以试取士的做法，打破了世卿世禄、任人唯亲的制度，对于选拔封建贤德之才，具有积极的意义。两千年前的汉初，就创造出太学课试的经验，在当时世界教育史上也是罕见的。以后唐朝中央官学的“旬试”、“岁试”、“毕业试”；宋代太学的“三舍试法”;明清国子监一年积满八分为合格的“积分试法”，都可看成是汉朝太学课试方法的继承和发展。

太学、国子监强调自修、自由研究学术。特别是在太学生日益众多的汉朝更是如此。汉代太学生由50人发展到 3万余人，但博士甚少。教学除了采取大班上课形式，“至一师能教千万人，必由高足弟子传授”之外，还特别强调自修，引导学生在课余自由研究，探讨学术。“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正是当时太学自由修业、探究学术的生动写照。以后历代太学、国子监都不同程度地继承和发扬汉代太学这一优良传统，并培养出许多大学问家。

中国古代的专科学校

如东汉末创立的鸿都门学；南朝的史学、文学、儒学和玄学；唐宋明三代分别创办的书学、算学、律学、医学、画学、武学等，都是属于培养某种专业人才的专科学校。它们的教师、教材、教法、生徒及管理制度等都有比较完备的规定（见中国古代专科学校）。此外，还有两种专门研究神学、玄学的唐代咒禁学、崇玄学，是属于特殊的专科学校。咒禁学习“除妖术”，以咒禁驱邪，迷信神仙方士。此类荒诞邪说，过去为私人宣讲，唐朝政府正式设科教学，并设博士一人，教授生徒。唐朝统治者十分重视玄学。因为唐代皇家姓李氏，自附会老子李耳之后，认李耳为始祖，因而对老子的玄学特别推崇。高宗仪凤三年，诏定老子的《道德经》为上经，令天下贡举人皆须兼通。玄宗开元二十九年，诏立崇玄学，两京置博士、助教各一员，学生百人，专习老子、庄子、文子、列子。天宝二年，改崇玄学为崇贤馆，博士升为学士，助教升为直学士。

中国古代的贵族学校

如东汉的四姓小侯学，唐朝的弘文馆、崇文馆，宋代的宗学、诸王宫学及内小学，明朝的宗学，清代的旗学、宗学，都是属于这一类型。

四姓小侯指东汉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四大族，“以非列侯，故曰小侯”，明帝永平九年(66)“为四姓小侯开立学校，置五经师”。初期可入学的，只有四姓子弟。后来，门户开放，一般贵族子弟，不分姓氏，皆可入学。此学影响渐大，声名益彰，匈奴亦慕名遣子入学。

唐朝的弘文馆、崇文馆，是特别教育一等亲贵子弟的贵胄学校，专门招收皇室近亲、皇太后皇后近亲及宰相大臣散官一品功臣的子孙入馆读书。弘文馆与崇文馆分别归门下省和东宫管辖，各招生徒30名和20名。学士无定额。“凡学生，教授考试如国子之制”。学科功课，虽如国子学，但程度反低，故《唐六典》说两馆“试取粗通文义”。

宋朝的宗学是专为皇族子孙开设的贵族学校。此学在宋初由诸王附设在王宫里面，属私立性质，由王室聘请儒师教8～14 岁的皇族儿童。每日诵习20个生字。宋徽宗崇宁三年，分别在南京、西京设立两敦宗院，置大小学教授2人，专教皇族子弟，称为“宗学”，并改私立为公立。大观三年，在宗学毕业的生徒共有12人。皇帝对这些毕业生甚为优待，特许不经考试，便可赐第授官。宋高宗绍兴十四年，又于临安设立宗学，专教南宫北宅之子孙，后来隶属于宗正寺，规定生徒百名，其中大学生50名，小学生40名，职事各 5名。置博士、学谕掌管教务。同宗学情形相似的诸王宫学、内小学，也是贵胄子弟学校。

明朝的宗学在两京所属地方，凡属宗室年未弱冠的世子长子众子及将军中尉等官的子弟，皆可入学读书。教师由王府长史纪善伴读教授等官中之学行优长者充任。设“宗正”1人统管学务，后设“宗副”2人辅之。内中教材以《皇明祖训》、《孝顺事实》、《为善阴》等书为主科；以“四书”、“五经”、通鉴、理性等书为辅科。

清朝的贵胄学校可分宗学和旗学两种。远在入关前，就设立宗学。太宗天聪五年，即令 8～15岁的皇族子孙入宗学读书。乾隆四年规定宗室学生10名配备一名教习。宗学教习初时以满汉官员中学行兼优者各半充任。雍正十一年改用翰林官任教习。乾隆时另设总稽官，以满汉京官各一人，稽查学务。生徒须习满文，兼习骑射。宗学月考经义、翻译、骑射;年考翻译经义，试时务策。按考试成绩分 6等处置：1、2等优良奖给笔墨，3、4等稍差留学再读，5等甚差训导教戒，6等品学皆劣，黜退除名。此外，觉罗学、觉罗官学也是属于宗学一类的，专收觉罗子弟入学读书。

旗学是清朝中央政府设置的、专门教育满蒙八旗及汉军八旗子弟的贵胄学校。它名目繁多，大小简繁不一。顺治元年，诏设 4所八旗官学，世宗雍正元年，又在八旗教场设八旗教场官学，每旗一所。此外，又陆续办起景山官学、八旗义学、咸安宫官学、八旗算学馆、八旗蒙古唐古忒官学、盛京官学等八旗子弟学校。

在封建社会中央官学系统中，有少数学校既不是高等学府，又不属专科学校，更非贵族学校，而是君王或执政大臣暂时开设的，时间短促，无制度系统，故曰短期学校。如蔡京当国时，特把太学外舍生编在一起，为使他们修业一年然后升入太学内舍而开办的外学（又名辟雍）。宋哲宗时专为诸州来京应试落第之学子而设立的、临时补习性的广文馆；宋仁宗年间招收未能入太学的一般青年学子修业一年的四门学，都属于这类短期学校。

此外，宋朝中央政府在京都设立的普通国立小学，也属于中央官学范围内。

中国古代中央官学的特点

①不仅具有阶级性，而且具有明显的等级性。一般来说，只有地主阶级子弟才能入中央官学读书。国子监生的身份资格要比太学生的身份资格高一些。胄子、“贵游子弟”才有资格入国子监就读，而一般中小地主的子弟只能在太学读书。这种统治阶级内部入学对象上“殊其士庶，异其贵贱”的等级差异，正是地主阶级士庶两个阶层政治经济斗争在教育上的反映，说明了封建社会中央官学的等级差别是十分明显的。而历代贵族学校的开设更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2）中央官学的办学宗旨是培养各种封建统治人才，以供朝廷之用。封建朝廷办太学，是为了培养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的“贤士”、“英俊”，进而教化于民，以维护封建统治。他们置国子监的目的，是为了把国子生徒培养成为能“安邦定国”的“文武之才”和封建皇帝的“忠臣清官”。

（3）封建朝廷设置了专门教育行政机关和教育长官来管辖中央官学。如唐、宋、元、明、清各朝均设国子监和国子祭酒这些教育行政机关和教育长官，来管理太学、国子学、部分贵族学校及部分专科学校；唐宋分设太医署（局）管理医学；宋设太史局、翰林书艺局、翰林图画局分别管辖算学、书学及画学。

（4）中央官学的教学内容以儒家经籍为主，一般以“五经”、“四书”为主要教材。

（5）中央官学的学校制度比较完备，形式多样，名目繁多，但以太学、国子监以及其他高等学府、各种专科学校为封建国家培养人才的主要场所。他们在培育各种优秀人才、承继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繁荣科学、学术事业等方面，曾经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在促进中国与亚欧诸国文化交流、加强古代中国与各国人民友谊方面，也曾起了积极的作用。

根据二十四史有关部分及《南雍志》、《国子监志》等史籍记载，中国唐、明、清等朝代的太学、国子监或其他专科学校，都有外国留学生留学。其中，以唐代的外国留学生最盛。日本、新罗、高丽等国都派遣子弟和臣子入唐留学。据《日本书纪》和《大日本史》所载遣唐使诸家传记中统计的日本入唐留学生就有18人之多。“当时学生播名于唐者，唯真备、阿倍仲麿二人而已”。真备于《三史》、“五经”、阴阳历算、天文数术咸能通晓，在天平七年（唐开元二十三年，即公元 735年）四月二十六日归国，携回《唐礼》 130卷，《大衍历经》一卷。阿倍仲麿于“灵龟二年，选为遣唐留学生，时年十六，往唐学问”。学成后在唐朝做官，担任过秘书监兼卫尉卿等要职，在回国探亲时，也曾把唐代文化带回日本去。他在唐朝留学和做官的几十年间，同唐代大诗人李白、王维、储光羲等人，交谊很深，常有诗赠和。阿倍仲麿(又名晁衡)在大历五年(770)卒于长安。为了纪念这位日本入唐留学生为促进中日文化交流和中日人民友好的献身精神，在西安和日本奈良(阿倍仲麿的故乡)分别建立了纪念碑。可见，中央官学在纳育外国留学生、促进中国与亚洲诸国的文化交流和增进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友谊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中外教育史、文化史上都写下了光辉的篇章。（见彩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