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wenziyu
明清时因文字犯禁或借文字罗织罪名清除异己而设置的刑狱。
明明文字狱始见于洪武七年(1374)。时苏州知府魏观将新府衙建于张士诚宫殿旧址，高启作《上梁文》中又有“龙蟠虎踞”四字，因此触犯明太祖朱元璋忌讳而被杀。据传高启为翰林编修时曾作《宫女图》诗，讽谕宫闱，为朱元璋所记恨，借机报复。此外较典型的文字狱有御史张尚礼《宫怨》诗案，因诗文能摹写宫人心事，被杀；佥事陈养浩作诗写嫠妇哭征夫，颇伤时事，被投水而死。僧人一初、止庵作诗，朱元璋怀疑诗句中暗指当时用法太严，肆意杀戮，二僧皆获罪。僧人来复上谢恩诗，有“金盘苏合来殊域”及“自惭无德颂陶唐”两句，朱元璋认为“殊”为“歹”、“朱”二字之合，“无德颂陶唐”，即谓其无德，下令将来复斩首。兖州知州卢熊因州印所刻兖字误类于“袞”，上疏请求改正，朱元璋怀疑是骂自己“滚”，将卢熊牵入党案杀掉。
洪武十七年以后，又先后发生多起因上贺表、谢笺引起的文字狱。据载因当时勋臣不满于朱元璋重文轻武，遂进谗言“文人善讥讪”，并以张士诚请儒臣撰名为例，指出系由《孟子》“士诚小人也”之句。朱元璋从此对天下章奏动生疑忌。如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为海门卫官作《谢增俸表》中有“作则宪”，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贺万寿表》中有“子孙而作则”，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为按察使作《贺冬至表》中有“仪则天下”，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布按二司作《正旦贺表》中有“建中作则”，因“则”音同“贼”，朱元璋认为是指自己曾投身义军；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正旦贺表》中有“睿性生知”，“生”音近“僧”，祥符县学教谕贾翥为本县作‘正旦贺表’中有“取法象魏”，“取法”音近“去发”，德安府训导吴宪为本府作《贺立太孙表》中有“天下有道，望拜青门”，“有道”音同“有盗”，“青门”系寺庙，朱元璋认为是指自己曾出家为僧；此外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作《谢赐马表》中有“遥瞻帝扉”，“帝扉”读作“帝非”，亳州训导林云为本州作《谢东宫赐宴笺》中有“式君父以班爵禄”，“式君父”音近“失君父”，尉氏县教谕许元为本府作《万寿贺表》中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法坤”音同“发髡”，“藻饰太平”音近“早失太平”，朱元璋认为暗含诅咒。因此，上述作表笺者均被处死。
洪武二十九年礼部颁行谢表式后，才不再发生以贺表、谢笺获罪之事。但洪武三十年南北榜案中，考官因所进试卷中有“一气交而万物成”及“至尊者君，至卑者臣”，被认为讥讽朝廷，有凶恶字而获罪。
明初文字狱贯穿洪武一朝，是明太祖朱元璋为推行文化专制统治所采取的极端手段，并为后世封建统治者所效法。
清清代文字狱，一般以康熙二年(1663)的庄廷《明史》案为起始，亦有追溯到顺治五年(1648)毛重倬等仿刻《制艺序》案的，下限则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的贺世盛《笃国策》案。在康、雍、乾三朝的百余年间，文字狱多达上百起，而且愈演愈烈。以至从乾隆三十九年到四十八年的十年间，无年不有。仅乾隆四十三年一年，即达十起之多。死于文字狱者，数以百计，被株连而判以其他刑罚的，更是不可胜计。
清代前期文字狱大致有三种情况：
（1）清先世曾臣服于明朝，受官袭爵，闻命即从。入主中原之后，清廷对此段史事讳莫如深，因此，不仅将旧有史籍刊削，禁毁，而且对凡继续编写乃至收藏者，则以“大逆”之罪，滥加诛戮。庄廷《明史》案即最典型者。死于此案的多达七十余人。庄廷虽案发前即已故世，也被开棺戮尸。
（2）清初反清思想久久不能消弭，尤其是汉族士大夫眷恋故明，宣扬“夷夏之防”一类思想，对巩固清廷统治极为不利。为了强化满洲贵族的封建专制统治，对反清思想就势必要用暴力加以打击。康熙五十年的戴名世《南山集》案，雍正六年(1728)的吕留良、曾静案，都可作为出于此类需要而制造文字狱的典型事例。在这两次冤狱中，被牵连而受害的多至数百人，《南山集》的作者戴名世惨遭杀害，已经故世的吕留良父子等均被剖棺戮尸。
（3）康雍之际，清皇族中权力斗争空前激化，史称夺嫡之争。清世宗胤禛即位之后，为了巩固已得的胜利，除杀戮夺嫡诸王外，不惜借助文字狱来打击“党附诸王”的势力。雍正四年的汪景祺《西征随笔》案，以及同年的查嗣庭“维民所止”案、雍正七年的谢济世注《大学》案、陆生枬《通鉴论》案等，尽管所加罪名不一，但目的皆在于打击异己。此外，尚有皇帝滥施专制淫威而出现的文字狱，如乾隆四十二年王锡侯编纂《字贯》一书，仅仅因为对《康熙字典》进行了议论，忽略了康雍乾三代皇帝的名字避讳，便横遭斩决。
文字狱是巩固封建专制统治的政治措施，清代前期文字狱的冤滥，遏制言论，禁锢思想，造成了“万马齐喑”的严重历史后果；它极大地桎梏了学术思想的发展，助长了阿谀奉承、诬告陷害之风，是历史发展中的浊流。到乾隆末叶，一方面清廷已经通过文字狱达到了预期目的，另一方面，隐伏着的社会危机日益加剧，清代统治者面临着比反清思想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文字狱遂趋于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