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Wang’erde
[外文]：Oscar Wilde (1854～1900)
英国剧作家、诗人。1854年10月16日生于都柏林。父亲是医生，兼有考古学和文学修养。母亲是爱尔兰民族主义诗人。1871～1874年王尔德先后以奖学金进入都柏林的三一学院和牛津的麦格达伦学院，获得学位和奖章。他在学习期间酷爱古希腊文学，并在美学上接受W.帕特的观点，成为唯美主义信徒。他在189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道林·格雷的肖像》的序言和论文集《意图》中，进一步发挥了他“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不是艺术反映了现实，而是现实反映了艺术；现实是丑恶的，只有美才有永恒价值;艺术家不应带有任何功利的目的，也不应受道德标准的约束。在19世纪80年代唯美主义风行一时的伦敦，王尔德惊世骇俗的见解、机智锋利的谈吐和奇装异服引起了广泛的兴趣，成为英国文学史上唯美主义代表人物。
1885～1886年，王尔德担任贝尔·梅尔杂志的评论员，1887～1889年又任《妇女世界》杂志编辑。
在189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道林·格雷的肖像》中，王尔德把哥特式小说的神秘氛围和法国颓废派小说的罪恶描写结合在一起，叙述了一个在唯美和享乐思想引导下纵情恣欲，自取灭亡的故事。同年又有短篇小说集《亚瑟·萨维尔勋爵的罪行》出版，继续讴歌不顾一切追求肉体享乐。他的这一思想在1892年用法语写成的独幕诗剧《莎乐美》中达于极致。《莎乐美》取材于圣经《新约全书》马太福音14章施洗者约翰之死的故事，以诡异奇谲的想象尽情描写了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变态情欲及其残酷结局。此剧因涉及圣经中的人物而被禁演。
1895年2月，王尔德和他的密友《莎乐美》的英译者阿尔弗莱德·道格拉斯的关系触怒了后者的父亲，王尔德被控为“鸡奸者”而遭逮捕审讯。他在监狱服刑期间给道格拉斯写了一封长信，1962年全文出版。
1897年5月王尔德刑满获释，形神交瘁，随即去了法国，企图继续写作，但留下的惟一作品就是诗集《里丁监狱之歌》(1898)。1900年11月30日猝死巴黎。
王尔德的全部文学创作中最有成就的是他的戏剧，但并不表现在他的一些诗剧上，如《莎乐美》、《维拉，或虚无主义者》(1883)、《帕多瓦公爵夫人》(1883)和《佛罗伦萨的悲剧》(1894)等，而是特指他的四部社会喜剧，即《温德梅尔夫人的扇子》（一译《少奶奶的扇子》，1892）、《无足轻重的女人》（1893）、《理想丈夫》（1885年上演，1899年出版）和《认真的重要》（1895年上演，1899年出版）。
《温德梅尔夫人的扇子》描写上流社会的门阀偏见造成的隔膜、猜忌和报复纠葛。温德梅尔夫人不了解丈夫私下接济并强要邀请来参加她的生日舞会的埃琳夫人是她的离过婚的母亲，出于嫉妒和报复心理，赌气到了一向在追求她的伯爵家里。埃琳夫人由于自己过去也是这样离开丈夫的，发觉温德梅尔夫人神色有异，随后赶来，在说服后者离开时，被回家来的伯爵和客人们堵在屋里。两位夫人藏了起来，但温德梅尔夫人遗忘的扇子被发现了。埃琳夫人为女儿免于出丑，出来承认扇子是自己借用的，并让女儿得以暗中离去。
《无足轻重的女人》中的伊林沃斯勋爵看中青年杰拉尔德·阿布思诺特，想用他当秘书。杰拉尔德的母亲坚决反对，但不愿说明原委，因为她多年前与勋爵有旧，后被当作“无足轻重的女人”加以抛弃，而伊林沃斯与杰拉尔德实际上是父子关系。直到伊林沃斯向杰拉尔德的未婚妻求爱时，母亲才突然揭出真相，并把那个羞愧交加的父亲作为“无足轻重的男人”赶了出去。
《理想丈夫》的主人公戈林爵士是王尔德笔下最讨人喜欢的人物，一个无忧无虑、玩世不恭的单身汉。他以他的机智辩才和对人性的深刻理解，解救了被妻子誉为“理想丈夫”的契尔特恩爵士的困境，使其免受切维利夫人的敲诈，又帮助契尔特恩夫人改正了对丈夫的看法。
《认真的重要》的离奇情节显然是王尔德为炫示才智而虚构出来的，被他称之为“有点闹剧性的喜剧”。青年绅士约翰·沃尔辛格和受他监护的未成年者赛西莉及其家庭女教师同住在乡下的家里。约翰由于爱上了他在伦敦的朋友阿尔杰农·蒙克里夫的表妹格温黛琳，时常要跑到伦敦去；为了掩饰自己的行为，他给自己虚构出一个名叫埃内斯特（意即“认真”）的兄弟，以此作为搪塞赛西莉的借口。然而，当约翰以埃内斯特的假名得到了格温黛琳的爱，向其姨母贾芬斯夫人求娶格温黛琳时，被迫不得不说出自己是个被留在维多利亚车站的一只手提包里的弃婴的往事，并被责令必须查清自己的身世。约翰回到乡下的家，发现阿尔杰农也冒充那位并不存在的埃内斯特到了这里，自称是约翰的兄弟，并且爱上了赛西莉。赛西莉由于充满浪漫的想象，久已倾心于约翰虚构的那个神秘而迷人的“埃内斯特”，因而与阿尔杰农一拍即合。这一来气坏了约翰，随着费芬斯夫人和格温黛琳的到来，爆发了一场混战，结果发现赛西莉的女教师就是20年前把费芬斯夫人之兄的孩子错放在车站手提包里的那位粗心的褓姆，而约翰的真名就叫埃内斯特，是阿尔杰农的哥哥。两对恋人终成眷属。
王尔德的社会喜剧通常被视为王政复辟时期及18世纪风俗喜剧一类，而且在形式上与19世纪初的法国佳构剧颇为近似。它的描写范围限于上流社会和那些富有、轻浮、懒散，把生命消磨在无穷尽的茶话、舞会、求婚、离婚、散布丑闻的人们。情节的构造时常依赖于告密的信件、盗窃的首饰、遗忘的扇子和不知生身父母的弃儿这类人为的、巧合的手段。然而，王尔德通过他的剧作中现实的人物、生动的情节，特别是他那些闪闪发光的妙语、警句和反论透露出来的社会的、讽刺的主题，给戏剧增添了新的活力。他的每一部社会喜剧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和批判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伪善，从而创造了一种不同于19世纪其他喜剧模式的新型喜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