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jiaoyu
[外文]：educ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词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的教育、建国后对旧有学校的接管和改造、教育改革与教育事业的调整、“文化大革命”对教育事业的破坏、教育工作的拨乱反正和调整改革、建国以来教育工作的主要成就进行阐述。
中华民族以勤劳、勇敢、富于革新的精神，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很早就发明了造纸法、活字印刷术、指南针、火药等，造福于人类。在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教育的发展是缓慢的，特别是从19世纪中叶，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以后，中国的教育事业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教育的历史转折。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批判和继承了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博采众国之长，在3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中进行了教育的改革。当前正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的道路上，开拓前进。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的教育
建国前基本上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教育：一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新民主主义的教育（见新民主主义教育）；一种是国民党统治区奴化的、封建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教育（见国民党统治区教育）。
建国前国民党统治区的教育事业，十分落后，而且带有浓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色彩。据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统计，1947年高等学校在校学生15万人，1946年中等学校在校学生 179.8万人，小学在校学生2285.8万人。按当时全国 4.7亿人口计算，平均每万人中仅有高等学校学生3人，中等学校学生38人，小学生486人。全国80％以上的青壮年是文盲，学龄儿童入学率通常在20％左右，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中劳动人民子女极少。幼儿教育、职业教育、特殊教育更为落后。
在旧中国的教育中，封建的私塾占相当大的比重，城镇私立学校中受外国津贴的所占比重也比较大，而且学校的分布也很不平衡。中等学校绝大多数设在县城以上城镇，有的地区，县无中学，乡无小学。高等学校有41％是设在上海、北平、天津、南京、武汉、广州六个城市，国立大学的40％、私立大学的46％是设在沿海地区。边远省份和少数民族地区学校很少。1946年新疆只有一所100名学生的新疆学院和8所中学，宁夏只有5所中学，青海只有 4所中学，西藏连一所中、小学也没有。
但是，旧中国学校的进步师生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创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19年北京大学学生发起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投降卖国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后，中国教育界的进步力量，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进行了一系列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1926年北京师范大学等校师生参加了“三·一八”反帝爱国大示威，同年11月清华大学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支部，成为清华大学地下革命活动的中心。1935年在北平爆发了伟大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后来，中国各地学校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更广泛地开展革命斗争。例如，1945年在西南联合大学掀起的反内战、争民主的“一二·一”学生运动；在全国解放前夕，各地学校进步学生在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领导下开展的护校斗争，等等。在学生运动中广大青年和有志之士，与反动当局进行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有的英勇牺牲，为争取社会进步和民族解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学生运动中的骨干分子，经过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培养，后来大多数都成为党的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
旧中国的教育界为中国教育事业做出贡献的也不乏其人。如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共产党员杨贤江，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写作了《教育史ABC》和《新教育大纲》，在教育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的力图促进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并组成各种教育团体，进行教育试验，积累了一些办学经验，培养了一批人才。著名的如蔡元培提出的科学与民主的主张，黄炎培等人发起成立的中华职业教育社，陶行知创立的生活教育社，等等。他们提出的主张和教育工作的实践，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对中国的教育事业有相当的影响。
建国后对旧有学校的接管和改造
建国之初，全国人民面临的任务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与此同时必须对旧有教育事业进行改革。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为改革与发展教育事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全国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地军事管制委员会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首先接收了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各级公立学校，采取了“维持现状，立即开学”的办法。1950年12月，按照政务院《关于处理接收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接管了受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21所，中等学校514所，初等学校约1500所，收回了中国的教育主权。1952年9月，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逐步将全国私立中、小学全部由人民政府接办，改为公立。此项工作到1956年才基本结束，共接办了私立中等学校1412所、小学8925所。还有65所私立高等学校，在1952年开始的院系调整中全部改为公办。
在接管和接办旧有学校的过程中，进行了教育改革。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强调要“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对旧教育进行改革的主旨是按照1949年9月12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的要求，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当时中国教育工作的任务，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老解放区的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的经验，借助苏联的教育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因此，在这时期，对旧有学校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改革，完全是必要的。最初人民政府宣布废除了国民党设立的“党义”、“公民”、“军训”、“童子军”等课程和教材，开设了“新民主主义论”、“社会发展史”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新课程。从1950年末开始，结合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对师生进行了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教育，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流毒，清理以亲美、恐美、崇美为主要内容的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并开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运动。另外，当时还实行了“向工农开门”的方针，政务院颁布了《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这对于改造旧教育都起了重要作用。
为了彻底改革旧有的学校教育，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学习苏联教育的先进经验，并对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
学习苏联教育的先进经验，是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建国初期，中国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而且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封锁，只有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可以借鉴。所以，各级各类学校都学习了苏联的教育理论和教育经验，有组织地翻译了苏联的各科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材和各种教育文献资料，聘请了苏联专家。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1950年创办和改建了中国人民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苏联先进的教育经验，结合中国实际，对于清除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的影响，改革不合理的教育体制，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也曾出现了结合中国的实际不够，生搬硬套的偏向。
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也是在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过程中进行的。从1952年下半年开始，在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的方针指导下，进行了院系调整。当时以华北、华东、中南地区为重点，实行全国一盘棋，尽可能使学校的布局合理。在院系调整中，使大多数省份都有一所综合大学和工、农、医、师等专门学院；将清华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等校改造成多科性工业大学，并加强了综合大学和师范院校。这对于改变旧中国高等教育结构不合理的状况，使教育适应经济建设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在旧中国，高等教育中的法律、文科的比重太大，应该适当调整。但是，当时对文科一些专业在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认识不够，不适当地把这些专业砍掉，致使财经、管理、政法、哲学社会科学多数学科、专业受到严重削弱，这是错误的。在院系调整中，对高等学校的专业也进行了调整，但是也出现了文科与理科、理科与工科分割的现象，有些学校专业设置过细、专业面过窄，这也是一个缺点。
教育改革与教育事业的调整
为了纠正在学习苏联经验过程中出现的缺点，总结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毛泽东在1957年2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针对教育工作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为了克服教育工作中忽视思想政治教育的倾向，毛泽东还强调要加强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并指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当时，正是按照毛泽东的上述指示进行了教育改革，然而，随后进行的反右派的斗争，虽是必要的，但被严重地扩大化了，伤害了一大批知识分子，给教育事业造成了不幸的后果。此后，中共中央又于1958年4月召开教育工作会议，讨论教育方针，批判教条主义、批判右倾保守思想、批判脱离生产和脱离实际以及忽视政治的“错误”，随即发动了“教育革命”，并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交织在一起，持续了三年之久。当时，是试图突破苏联教育经验的局限性，走自己的路。同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为了多快好省地发展教育事业，必须采取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全面规划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的原则。在全国统一的教育目的下，办学的形式应该是多样性的，即国家办学与厂矿、企业、农业合作社办学并举，普通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并举，成人教育与儿童教育并举，全日制学校与半工半读、业余学校并举，学校教育与自学（包括函授学校、广播学校）并举，免费的教育与不免费的教育并举。并提出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在以勤工俭学、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中心的“教育革命”中，继反右斗争之后，又错误地批判和伤害了一批知识分子。同时，由于教师和学生参加生产劳动、政治运动过多，忽视了课堂教学与教师的主导作用，打乱了正常的学校秩序，降低了教育质量；不顾主客观条件，提出三、五年内基本上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十五年左右普及高等教育的主张，造成了教育事业的盲目发展。
但是，在当时，刘少奇提出的“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主张，对教育的发展还是起了积极的影响。如各地采取多种办学形式开展半工（农）半读、勤工俭学，创办多种职业学校，为中国后来教育的发展开拓了新的途径。此外，当时在教学、生产劳动、科学研究三结合的教育实践中，也为高等教育的改革提供了一些有益的经验。如清华大学完成了北京密云水库和北京历史博物馆的工程设计，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参加了首都十大工程的美术设计，北京大学与有关单位联合研制成功了人工合成胰岛素，等等。
为了纠正1958～1960年出现的“左”倾错误，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教育工作在贯彻“八字方针”中，从1961～1963年也对教育事业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高等学校由1960年的1289所裁并为 407所，在校学生由96万人压缩到75万人;中等专业学校由1960年的6225所裁并为1355所，在校学生由 221.6万压缩到45.2万人。普通中、小学也作了较大的调整，1958年兴办的半工（农）半读学校（包括农业中学）大部分被砍掉。同时还裁并了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45万多人，教职工43万多人。
在调整教育事业的过程中，教育部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指示，草拟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和（《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中学五十条”、“小学四十条”），总结了建国以来教育工作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1961年6 月15日，中共中央在批准试行“高教六十条”的指示中强调指出：高等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社会活动的时间应该安排得当，以利教学；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服务;正确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高学术水平；实行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充分发挥校长、校务委员会和各级行政组织的作用；做好总务工作，保证教学和生活的物质条件；改进党的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1963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在批准试行“中学五十条”和“小学四十条”的指示中指出:中、小学教育是整个教育事业的基础;提高中、小学的教育质量，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任务，应该把这个问题摆到党和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在中、小学阶段，必须十分注意德育；在智育方面，小学阶段必须注重语文和算术的教学，中学阶段必须注重语文、数学和外语的教学；中、小学校还要适当注意体育；各级党委必须加强中、小学教育的领导，充分发挥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行政领导的作用，改进教学计划，抓紧教材建设，建立一支又红又专的教师队伍，切实办好师范学校。中共中央的上述指示，概括了建国以来教育工作的经验，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
在总结经验，纠正错误之后，从1963～1965年，中国教育事业得到了稳健的发展。据统计，1965年高等学校达到 434所，在校学生达到67万人；中等学校在校学生达到1432万人；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85％。1964年在刘少奇的倡导下，半工（农）半读学校取得较快的发展，成为中国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965年全日制高等学校试办半工半读班次的有177所，在校学生达到4.4万人；独立设置及工厂、农场、人民公社试办的半工半读高等学校10所，在校学生达到 2.9万人；半工半读中等学校和农业中学在校学生达到 433万人。成人教育也有较大发展，成人高等学校在校学生达到41万人，成人中等学校在校学生达到 354万人，成人初等学校（包括扫盲班）学生达2960万人。
“文化大革命”对教育事业的破坏
建国后的17年，中国的教育工作，虽然也曾出现失误，特别是“左”倾的错误，但是大部分时间内路线是正确的，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1966年5月，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关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左”倾错误论点，炮制了一个教育战线的“黑线专政论”，全盘否定17年的教育工作。此后，于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期间，在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直接操纵下编造的一个《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又对17年的教育工作做出了荒谬的“两个估计”：一是所谓教育部门的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中，推行了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二是说什么原有教师队伍中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教育领域在十年动乱中，成为重灾区。各级学校领导干部和教师，特别是一些学术上有成就的专家、教授，均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有的被迫害致残、致死。教育事业也受到严重破坏，不仅耽误了一代人，而且使教育质量急剧下降。
高等学校由1965年的434所减为1971年的328所，减少106所。其中原有政法院校6所被全部撤销，原有财经院校18所被撤销16所。被撤销、裁并、搬迁的院校都遭到严重损失。在十年动乱中，高等学校有四年停止招生(1966～1969)；1970年和1971年开始试点招收工农兵学员，每年只招 4.2万人。后来虽然有所增加，但是招收的学生大多数只有相当初中甚至不到初中文化水平。学制由“文革”前的4～6年缩短为2～3年。学生在校期间主要的任务是所谓“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开门办学，上阶级斗争这门“主课”，所以也并没有学到多少知识，名为大学毕业，实际上并没有达到大学本科、专科的水平。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间，估计为国家少培养了10万名研究生、 100多万名合格的大学生、专科毕业生和200 多万名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因而，造成了人才青黄不接、知识匮乏的严重问题。
由于批判了刘少奇倡导的“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造成了中等教育的结构单一化，职业中学和农业中学一扫而光。成人教育机构系统也基本上被搞垮。普通中、小学，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实行“开门办学”，频繁地下乡、下厂、下连队，学农、学工、学军；以及批判“智育第一”、“师道尊严”等等，造成了“读书无用”的不良风气，严重降低了学生的学业水平。中、小学毕业生，实际多数达不到毕业程度。各级学校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也急剧下降。许多青少年学生因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极“左”思潮的影响，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不清是非界限，有的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十分严重。
教育工作的拨乱反正和调整改革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教育战线按照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进行拨乱反正。邓小平1977年4月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要清理“左”倾指导思想，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主持教育工作时期，对教育工作的拨乱反正又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意见。1977年9月19日，他指出“两个估计”不符合实际，对1971年“四人帮”炮制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应该进行批判。此后，这个会议纪要，于1979年3月，由中共中央根据教育部的报告，正式予以撤销。1978年4月22日，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讲了话。这次讲话，系统地阐述了党的教育方针和对教育工作的要求。教育战线在拨乱反正过程中，调整了各级学校的领导班子；重新颁发了大、中、小学《条例》；重申了办好各级重点学校;加强了教材建设;平反了历次运动中特别是“十年动乱”中制造的冤、假、错案，调动了教育界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为了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 克服“左”倾指导思想， 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1979年和1980年曾召开过三次科研工作和教育工作会议。1979年1月国家科委、教育部和农林部联合召开了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工作会议，1980年1月教育部召开的教育工作会议。研究了教育事业的调整工作，总结了建国以来教育工作的经验。1980年12月教育部召开的教育工作座谈会，着重分析和批判了“左”倾错误对教育工作的影响。
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对教育工作的拨乱反正，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
（1）确定了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在他的倡导下，教育被列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重点，并在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予以确定。与此同时，各级党委和政府都把教育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逐年增加了对教育的投资。
（2）提高了教师的社会地位，邓小平在1977年8月3月《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中和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都特别强调要尊重教师，要提高人民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并明确提出中国的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中共中央还多次指示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并决定恢复评定教师职称的制度，建立学位制度。
（3）加强了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提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四项基本原则。1981年7月17日，邓小平《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谈话》中指出：必须批评思想战线出现的脱离社会主义轨道、脱离党的领导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改变思想政治工作中涣散软弱的状态。为了贯彻上述精神和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教育部于1981年8月召开了全国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联系学校实际，研究了如何加强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1984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和全国教育工会联合召开了全国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按照中共十二次代表大会和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的精神，研究了如何适应新形势，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
这一时期对教育事业作了调整：
（1）对教育结构开始进行调整。在中等教育方面，主要是恢复和发展中等职业教育，改变中等教育单一化的状况。1979年教育部和国家劳动总局经过调查研究，提出了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方案，经过试点后，1980年9月草拟了《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同年10月，国务院批准了这个报告。到1981年底，全国普通高中的校数和学生数大大减少，职业学校迅速发展。据统计，全国城市职业中学（班）、职业学校在校学生达到21.3万人，农业中学在校学生达到26.8万人，占高级中学在校学生总数的23.8％，初步改变了中等教育结构单一化的状况。高等教育的结构，自1980年起，开始逐步增加政法、财经和工科中轻纺、食品等科类的招生比重。财经类的比重，由1976年的1.1％增加到1981年的4.5％，在校学生数也由1.2％增加到3.3％。政法类招生数，也由0.1％增加到1.3％，在校学生由0.1％增加到0.8％。1982年和1983年，对上述教育结构又进一步作了调整;主要是又发展了一批中等职业学校，增加了高等学校文科的比重，新建了一些职业大学。
（2）加强了教育事业中的薄弱环节。如：a.加强了幼儿教育。1981年3月2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了儿童和少年工作座谈会。要求全党全社会都要重视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并指出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一项战略任务。同年5月27日，国务院托幼工作领导小组和全国妇联召开了北京、天津地区托幼工作者代表会议，进一步推动了全国托儿所幼儿园工作的开展。b.重申普及小学是一项大政。1980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把普及小学教育作为国家四化建设的一项根本任务来抓，并要求全国在80年代基本实现普及小学教育。此后，全国大多数省份都加快了普及小学教育的步伐。c.加强了成人教育。1979年11月，教育部、农业部和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协联合召开了农民教育会议，对农民教育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1981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职工教育工作的决定》。国务院召开了全国职工教育会议，提出对职工要实行全员培训，做到思想、计划、组织、措施“四落实”。为了更广泛地开展成人教育，中共中央决定创办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于1979年开始招生；1981年又决定建立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并在北京、天津、上海、辽宁四省、市进行试点后，逐步向其他省、 市推广。d.加强了少数民族教育1980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了教育部和国家民委《关于加强民族教育工作的意见》，1981年2月教育部和国家民委联合召开了民族教育会议，研究和确定加强民族教育的方针、任务和具体措施，推动了各级各类民族教育的发展。e.加强了留学生的工作。教育部和外交部等有关单位联合召开了专门会议研究了相应的措施。f.加强了研究生的培养工作。1981年以后，建立了培养高级人才的学位制度。招收研究生的人数，到1981年底共 2万多人。1982年后，招收研究生的人数不断增加，1983年招生达 3.7万多人。
在开创教育工作新局面中，许多地区进行了教育改革的尝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依照法律规定，举办了各种教育事业。其中，有多种形式的职业学校、职业大学、短期大学和大学分校等等。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工业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大学正在进行改革;其他地区和有些学校也在进行改革的试验。这些改革，将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质量的提高和教育结构的合理化。比如：初步改革教育管理体制，广开教育经费的来源；改革学校管理制度，建立岗位责任制，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有利于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学校教学、科研面向社会、经济、技术工作的实际问题，有利于教育更密切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等等。1984年5月15日， 赵紫阳在全国六届人大第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更加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作用，加强智力开发，不断提高职工队伍的素质”。“各级政府应当把教育体制和科研体制的改革，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来抓。”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为此要把发展基础教育责任交给地方，有步骤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改革招生计划和分配制度，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
建国以来教育工作的主要成就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84年，中国的教育工作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历程。这期间虽然在工作中有不少失误，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遭到严重破坏；但是从全局来看，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1）1949～1983年，中国的高等教育和中等专业教育，为国家培养了1600多万建设人才。其中，普通高等学校由1949年的205所增加到805所;本、专科在校学生120.68万人，比1949年增加 9倍多，共计培养本、专科毕业生411.02万人，等于旧中国36年毕业生总数的19.5倍;培养了毕业研究生4.18万人，尚有在校研究生3.71万人;派出留学生2.7万人，加上自费留学生共有3.4万人。中等专业学校已发展到3090所，在校学生114.33万人，比1949年增加了近4倍；培养了毕业生722.4万人。各种类型的成人高等学校(包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夜大学、函授大学)、成人中等专业学校的毕业生约 500万人。以上这1700多万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是中国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依靠力量，他们正在发挥着骨干的作用。
（2）普通教育也发展得相当快，为提高中华民族的素质和劳动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做出了重大贡献。据统计，到1983年，全国共有普通中学9.65万所，在校学生达到4397.73万人，比1949年增加41.3倍;共有小学86.22万所，在校学生达到13578万人，比1949年增加4.6倍。学龄儿童入学率已由解放前的20％左右增加到94％。有的地区，如上海市郊区(县)、江苏省苏州地区、山东省烟台地区、吉林省延边地区、广东省佛山地区以及有些大中城市，不仅普及了小学教育，而且正在普及初中教育。幼儿教育也发展得很快，1983年全国共有幼儿园（包括独立设置的）13.63万所，在园幼儿1140万人，比1950年增加87倍。
（3）职业教育的网络正在形成。到1983年，全国职业学校已有5481所，在校学生122万人（其中农业中学4073所，在校学生68万人）。据18个省、市统计，各地职业学校设置了近 400个专业和工种。1983～1984年职业大学发展得很快，已达60多所。技工学校和就业前的培训也有较大发展。有的地区，如辽宁、山东、江苏、上海等省、市，一个从初级到中级(包括中等专业学校)、高级的职业教育体系正在形成。
（4）建国以来成人教育得到普遍的发展，特别是1984年前后，全国城乡兴起了以振兴中华、实现四化为目标的群众性的读书自学活动，参加自学活动的职工达到三千多万人，成人教育的发展方兴未艾。1983年全国共有多种类型的成人高等学校1196所（其中，广播电视大学29所，职工大学841所，农民大学4所，教育学院和教师进修学院304所，独立函授3所，管理干部学院15所)，普通高等学校举办高等函授教育的有 155所，办夜大学的有 169所，同时举办函授、夜大学的有54所。成人高等学校在校学生共112.84万人。自从1981年建立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以来，全国有25.9万人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已颁发 11.38万张合格证书。1979年创办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以来，已有16万人毕业，有20万人单科结业。全国中等成人教育在校学生达974.75万人（其中成人中等技术学校在校学生236.57万人，包括农民 200.8万人，成人中学在校学生646.52万人），各类成人学校学习时间在一年以下的短训班、进修班在校学生527.69万人，全国成人初等学校在校学生817.24万人。1949～1983年，全国已扫除青年文盲 1.5亿人。1983年全国约有650万人参加识字学习。
（5）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国高等学校也是全国科学研究的重要方面军，为国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57年高等学校有 6项自然科研成果获得国家科学奖金。1982年7月国家科委评选的自然科学研究 122项重要成果中，高等学校（包括与其他系合作的项目）获奖56项，其中一等奖 4项。自1978年国家恢复颁布发明奖至1983年止，高等学校在国家批准的642项发明奖中占170项，为全国获奖总数的26.5％。这些获奖项目绝大多数已被推广应用，产生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其中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成果得到的经济效益 5亿元。1984年前后，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每年进行的科研项目约有三、四千项，被鉴定的成果每年有 300余项，其中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约占50～60％，填补了国内空白的约占10～20％，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约占20％。
高等学校的文科科学研究，也取得了很大成果。在6万多名文科教师中，有4000多名专职研究人员，有130多个研究所，300多个研究室，学报280种，专业性刊物50余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力量，80％是在高等学校，其中有许多著名学者、专家，他们对社会主义建设中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研究成果，为各项事业的改革与发展，发挥了参谋作用。
（6）各级学校的教材建设保证了教学的需要。建国以来，共编辑出版了六套中、小学教材。第一套是1951年修订改编的十二年制中、小学教材，第二套是1954～1956年编写的中、小学十二年制教材，第三套是1960～1961年编写的十年制中、小学实验教材，第四套是1961年开始编写的十二年制中、小学教材，第五套是1977～1979年编写的十年制中、小学教材，第六套是1982年开始编写的六年制重点中学课本。在编写每套教材的同时，都编写了与之相适应的各科教学大纲和教学参考书。例如在1977～1979年编写的一套32种课本 106册的教材，同时还编写了教学大纲19种，教学参考书27种90册。这些工作为中小学的教材建设打下了基础。
高等学校的文科教材，从1961～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共编出73种 187本教材和参考教材。1978年以后，先后由有关部门制订了四批教材编写计划，共 430多个项目，已完成了70％以上。
高等学校理工农医各种教材，是从1958年开始编写的，到1961年全国理工农医高等学校 530多个专业中，就有360多个专业统一选编了教材。中等专业学校340个专业中，有 300个专业统一选编了教材。1977～1982年，30个部、委、局，34个出版社，共编审出版了2881种教材和教学参考书（其中包括中等专业学校教材 682种，技工学校教材50种），初步满足了教学的需要。
（7）建立了一支社会主义教育的教职工队伍。到1983年，全国大、中、小学和幼儿园共有教职工 1186.75万人，约占全国职工总数的十分之一。其中专任教师923.4 万人。据1983年的统计，在普通高等学校的35.8万教师中，有教授5282人，副教授 31782人，讲师149987人，共计187051人，相当于1965年讲师以上人数 37088人的 5 倍以上。中、小学教师经过近来的整顿、考核和培训，素质有新提高。1984年起，正在采取措施，改革师范教育，把已有的197所高等师范学校、861所中等师范学校办好，并有计划发展师范教育，以适应普及小学教育，发展中等教育，提高教育质量的要求。
（8）逐步改善了办学条件和校舍、设备。建国以来，为各级各类学校修建了大批校舍、购置了各种教学设备和图书资料。1977年以来，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指示，逐年增加了教育经费。1979～1981年，教育经费在国家事业经费中的比重由9.95％提高到13.5％；教育基本建设投资占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比重，从1％提高到3％。除了国家投资外，各企事业单位、农村集体组织、机关团体、爱国华侨等，也投入不少资金。从1978年中央和各地成立电化教育机构以来，逐年增加了电化教育设施。1984年电化教学比较经常并设立电教机构的学校约 16000多所，其中高等学校近500所，占高等学校总数的70％；中等师范300所，占中等师范总数的40％；中学7000所，占中学总数的7.5％;小学7000所，占小学总数的0.88％。有一些学校正在陆续开展电子计算机的教学。
（9）广泛开展了教育外事国际交流。在50年代，中国的教育国际交流主要是在苏联东欧等国之间进行。派出的留学人员主要是去苏联。据统计，先后派往苏联的留学生和进修生9106人，派往其他国家的较少。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实行了对外开放的政策，1984年前后已向54个国家派出了公费留学人员 18500多名，已经学习结业回国的有7000余人。还有自费留学生7000多人，正在国外学习。同时还接待了来自世界五大洲100多个国家、地区的大批外国留学人员。1983年在华学习的外国留学人员5000余人，其中学习2～5年的有2000多人。应28个国家的聘请在外国高等学校任教的有 120多人，主要的是从事汉语教学工作；之外，尚有许多学者、专家应聘出国短期讲学。中国教育系统参加国际学术交流的活动日益广泛，仅1979～1982年就有370次，839人。1984年，中国已有106所高等学校同外国151所高等院校建立了不同形式的校际联系，互换留学人员、进修教师、学者、交流资料、学报、学术论文，并进行教学、科研方面的合作。有的中、小学也同外国的同类学校建立了校际联系。通过与世界各国的教育、学习交流，对提高中国的教学、科研水平，了解世界的教育、学术动态，起到了有益的作用。
中国的教育，在建国后35年中，虽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仍存在许多问题。“左”的思想还未完全克服，教育体制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需要，教育结构还不合理，管理过于集中，有一部分师资的水平不高，教育的发展缓慢，有些学校教育质量较低，还有2 亿多文盲，幼儿教育落后，小学教育还有不少地方没有普及，等等。中国正在按照邓小平提出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要求，进行全面的教育改革，开创社会主义教育的新局面，努力建设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