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的全面介绍、简介、经过、始末和发生地，全文共计20000多字。
皖南事变简介
1941年1月4日，叶挺、项英率领新四军军部、一个教导团、一个特务团和第一支队、第二支队、第三支队的各两个团，共9000余人，由泾县的云岭(新四军军部所在地)起程，向茂林前进。茂林地区丛山环绕，断崖绝壁，国民党反动派预先在这里布置了由顾祝同、上官云相指挥的七个师(约8万余人)。7日，新四军到达茂林，国民党军立即对它实行包围袭击。新四军指战员仓卒应战，并电国民党当局质问。但蒋介石诡称已电顾祝同查询真相，实则密令各部切实执行其“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的毒计。新四军指战员在军长叶挺的指挥下，奋不顾身，英勇地抗击了国民党反动部队的围攻。经七昼夜血战，终以众寡悬殊，弹尽粮绝，除傅秋涛等率领3千余人突围外，大部皆壮烈牺牲。军长叶挺亲赴敌108师师部谈判，竟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等皆遇难。
蒋介石随即又在1月17日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反咬一口，宣布新四军“叛变”，取消其番号，将军长叶挺“革职”，“交军法审判”，并令汤恩伯、李品仙的20余万军队进攻江北新四军至此，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已达顶点。
皖南事变的经过
经过概述皖南事变发生于1941年1月6日。
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发出“皓电”，限令黄河以南新四军于一个月内撤到黄河以北，同时密令其数十万军队准备进攻华中新四军，从而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共中央在揭露蒋介石罪恶阴谋的同时，为顾全大局，决定将皖南的新四军撤到长江以北，并连电东南局和军分会书记项英，乘国民党军尚未部署就绪，迅速率部北移，防止遭到突然袭击。1941年1月4日，项英率新四军军部和部队共9000余人北移。6日，当进入安徽泾县茂林地区时，突遭事先埋伏的国民党军队7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和袭击。广大指战员经7昼夜浴血奋战，但终因众寡悬殊，措施失当，弹尽粮绝，除2000余人突出重围外，一部被俘，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与对方谈判被扣，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在突围中被叛徒杀害。17日，蒋介石竟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其番号，并声称要将叶挺交军法审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周恩来等根据党中央指示，向国民党提出严正抗议，并在新华日报上刊登亲笔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针对蒋介石取消新四军番号的决定，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继续领导新四军坚持长江南北敌后抗日斗争。
1月22日，毛泽东发表谈话，指出皖南事变是国民党酝酿已久的全国性反共突然事变的开端，揭露蒋日勾结，蓄谋灭共和打击人民军队的罪行，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斗争，并提出了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惩办皖南事变祸首、恢复叶挺自由、交还新四军全部人枪、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等12条解决皖南事变的根本办法。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利用一切公开场合和机会，向社会各界和驻重庆的美、英、苏等国外交、军事人员与记者等揭露了皖南事变的真相。中国共产党的正义立场，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各民主党派、海外华侨及国际舆论的广泛同情和支持。经过共产党的坚决斗争，终于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详细经过皖南事变发生于1941年1月4日-1月14日，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国辖下的国民革命军第三战区部队与新四军之间的一次冲突事件，事件中，中国共产党新四军所属军部兵力与皖南部队遭到了严重的损失。”“皖南”即指事变发生地区——“安徽南部”，而新四军则是指中国共产党辖下，由叶挺、项英分别担任正副军长的“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
1941年1月4日，驻在皖南泾县云岭的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的一支部队，共约九千余人，奉命北上到日寇后方开展游击战争，到达茂林一带时，突遭国民党军队七个师、八万余人的包围袭击。因寡不敌众，除突围两千多人外，三千多名指战员壮烈牺牲，其余被俘。蒋介石随即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并下令向新四军其他部队进攻。这个严重事件，震惊中外，史称“皖南事变”。
1、事变经过
1941年1月4日夜晚，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9000余人由泾县云岭地区出发，准备分左、中、右三路纵队，经江苏南部向长江以北转移。5日，部队行至茂林地区时，遭到顾祝同无预警地将新四军军队包围和袭击。6日，顾祝同与上官云相率第三战区之第32集团军五十二师、四十师8万多人，在蒋介石命令下，向新四军发起总攻，并强令“彻底加以肃清”。1月7日，新四军到达旌德以北的星潭地区，被国民党部队阻住。叶挺军长决心强攻星潭，杀开一条血路继续前进。但可惜这个意见未被采纳，贻误了战机，被迫循原路返回丕岭以西。8日，上官云相所部凭着绝对优势的兵力和火器，疯狂冲锋。上官云相还传了蒋介石的手令：活捉叶挺奖十万元，活捉项英、袁国平各奖五万元。叶挺军长亲临前线指挥作战。1月12日晚，叶挺在石井坑亲自组织突围。双方火线冲突进行了七天七夜，新四军因兵力薄弱陷于绝境。为保全部队，叶挺根据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的意见，致书上官云相，指责其“背信弃义”，表示愿往上官总部协商。14日叶挺一到上官处即被扣押，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于突围时阵亡。同日，新四军茂林阵地完全被占领。全军约9000人，除约2000人在黄火星、傅秋涛率领下突围外，大部被俘、失散或阵亡。
2、后续事件
1941年1月17日，蒋介石发布命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针对蒋介石取消新四军番号的决定，中国共产党进行回击，指示八路军、新四军在军事上自卫，在政治上反攻。1月18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周恩来同志的亲笔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同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声讨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摧残抗日力量、破坏统一战线的滔天罪行。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并把华中新四军部队统一整编为七个师，继续领导新四军坚持长江南北敌后抗日斗争。新四军成为华东战场上转战大江南北，抗击日寇的决定力量。
1941年3月，国民党当局在江西上饶兴建上饶集中营，囚禁了在皖南事变中被俘、被扣押的新四军将士和共产党员600多人。1942年6月，侵华日军进犯浙赣铁路沿线。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部撤往闽北建阳，上饶集中营亦向闽北迁移。17日下午，集中营第六中队秘密党支部的领导人抓住时机，在武夷山市赤石举行暴动。全队80余人成功地脱狱。
1990年初，为纪念皖南事变新四军将士殉难五十周年，在泾县城郊的水西山修建皖南事变烈士陵园。占地 15公顷，建筑面积7000平方米。
皖南事变全面介绍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按照预定的阴谋，于1941年1月在安徽省泾县茂林以东山区，以重兵包围袭击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的反共事变。
1940年，日本帝国主义在德国法西斯军队横扫西、北欧，法、荷等国投降，英军退守本土的情况下，急于谋求结束侵华战争，转兵南进，夺取英国、美国、法国、荷兰在东南亚和南太平洋上的殖民地，便以撤出南宁、龙州为钓饵，加紧对国民政府当局的诱降活动。英、美则力图利用中国钳制日本南进，加强了对国民党政府军事和经济援助。苏联为防止日本北进，避免两面作战，也积极支援国民党政府抗战。蒋介石集团把这一国际形势视为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可乘之机，于是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并把反共重心由华北转向华中。1940年10月19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致电(即《皓电》)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诬指坚持华中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破坏团结，破坏抗战，限令其在1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同时，令第31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率10万人向皖东北进攻，第21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率5万人向皖东进攻，妄图实现其配合日军夹击、歼灭华中新四军、八路军的阴谋。
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独立自主的方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11月9日，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发出复电（即《佳电》），历陈八路军、新四军3年多来坚持团结抗战，抗御众多日军，收复广大失地的事实，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投降的阴谋，驳斥何、白《皓电》的反共诬蔑，严词拒绝其强令华中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北移的荒谬要求；并表明为顾全团结抗战大局，挽救民族危亡，愿将新四军皖南部队移至长江以北。但蒋介石视中共的让步为怯弱可欺，秘密制定了“剿灭黄河以南匪军计划”和“解决江南新四军方案”，于12月8日以何、白名义再次电令（即《齐电》）：在12月31日前，长江以南的新四军全部开到长江以北，黄河以南的八路军全部开到黄河以北；在1941年1月底以前，华中的新四军也要全部开到黄河以北。同时，密令第 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加紧围歼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的部署，并竭力为其发动反共内战制造舆论。顾祝同根据蒋介石的密令，以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任总指挥，秘密调集部队，加紧进攻准备。12月下旬，其第52、第 108、第40、第62、第144、第79师及新7师共8万余人，在泾县、太平、青阳地区，构成了对新四军皖南部队四面严密包围的部署，并以第2游击区副总指挥冷欣等部，在郎溪、广德至天目山一线，阻截新四军东去之路；李品仙以第 176师在长江以北无为地区布防堵击。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故意发布新四军北移消息，暗示日军封锁铜陵、繁昌和无为之间的长江江面，加紧“扫荡”苏南。这样，蒋介石集团发动的大规模反共内战一触即发，新四军皖南部队处境危殆。
在此严重形势下，中共中央号召全国人民以自卫反击粉碎反共的军事进攻，争取时局好转；命令皖南部队于12月底全部北移。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中央中原局和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确定了坚持皖东、巩固苏北、贯通苏皖联系、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军队东进的方针，进行坚决自卫的紧急动员，并指示江北游击纵队及苏南部队积极准备接应皖南部队北移。
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兼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对中共中央关于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的正确方针没有坚决贯彻，对执行皖南部队迅速北移的指示又迟疑不决，经中共中央再三督促，才于12月28日确定皖南部队全部以战备姿态，绕道茂林、三溪、旌德、宁国、郎溪到溧阳，待机北渡。
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共9000余人，编为 3个纵队：第1团、新1团为第1纵队；第3团、新3团为第2纵队；第5 团、特务团为第3纵队。军部机关和直属部队随第2纵队跟进。1941年1月4日晚，部队从泾县云岭地区出发，天雨路滑，在章家渡通过青弋江浮桥又因水涨迁延时间，部队未能按计划到达指定位置，被迫在茂林地区停留 1天。6日晚，各纵队继续向三溪、旌德方向前进。7日拂晓，遭国民党顽军第40师前哨部队拦击，蒋介石聚歼新四军皖南部队的枪声自此打响。新四军奋起自卫，击溃拦阻的国民党顽军，继续向星潭进发。在星潭附近，又遇凭险固守的第40师 2个营阻击，战斗形成对峙，此时，项英等人又犹豫不决，最后决定部队从原路返回，改向西南方向行动，从而打乱了原定行动部署。8日，新四军部队行动一开始即遭第79师拦阻，被迫折回里潭仓，在山谷隘路中反复转进，极度疲劳。
国民党顽军包围圈越缩越小，云岭、茂林等地被新7师、第144师占领，新四军退路被切断，形势愈加险恶。8日晚，军部率第2纵队等部冒雨北进，决心突出重围，由铜陵、繁昌间北渡。先头部队通过高坦时，与第 144师遭遇。9日，叶挺军长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士气大振，激战竟日，第144师退缩茂林。新四军部队继续向北突围，由于情况不明，山路崎岖，开进速度缓慢，一夜仅行10余公里。10日晨，在茂林以东石井坑复遭国民党顽军 5个师合击，新四军皖南部队完全陷入重围。中共中央和中原局获悉后，先后电令由叶挺军长和东南局副书记、新四军军分会委员饶漱石负责指挥，坚决率部突围；同时，由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在重庆继续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要求其停止进攻，撤围让路。但蒋介石一意孤行，竟密令顾祝同加紧围攻，并于 1月12日发起总攻击。新四军指战员在叶挺军长指挥下，浴血苦战，固守石井坑待机突围，并多次打退国民党顽军进攻，但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至14日，阵地均为国民党顽军占领。除前后约2000人分散突出重围外，其余大部壮烈牺牲，一部被俘；军长叶挺与国民党顽军谈判时被扣，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遇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数以千计的被俘人员，被囚禁于上饶附近七峰岩、茅家岭等地的集中营，遭残酷的刑讯和迫害。他们坚贞不屈，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仍建立中共的秘密组织，英勇顽强地开展狱中斗争。其中一部分于1942年5、6月间暴动，奔向五夷山，历尽艰险，重返新四军，投入新的斗争。
国民党顽固派围歼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的阴谋得逞后，一面在皖南加紧“清剿”，搜捕失散和隐蔽坚持斗争的新四军人员；一面部署向华中新四军、八路军大举进攻，决意进一步扩大内战。日军则乘机大肆挑拨，企图从中渔利。1月17日，蒋介石竟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其番号，声称将叶挺交军法审判，使国共合作面临全面破裂的危险。
为了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中共中央除指示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和各抗日根据地，随时准备在军事上进行坚决自卫外，在全国展开了猛烈的政治反击。1月1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全面揭露蒋介石集团制造皖南事变，摧残抗日力量的真相，强烈要求严惩肇事祸首，停止反共战争。周恩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亲笔题词，揭露和抗议国民党顽固派的暴行。中国共产党的正义自卫立场，得到全国广大人民、民主党派、海外侨胞以及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宋庆龄等人打电报怒斥蒋介石，指出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蒋介石集团在政治上陷于空前孤立，被迫不得不暂时收敛其反共活动，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1月20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从此，新四军进入新的斗争阶段，广大指战员在刘少奇、陈毅的直接领导下，继续高举团结抗战旗帜，驰聘大江南北，坚持敌后艰苦斗争，保卫华中抗战阵地，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强大的抗日队伍。
皖南事变始末
皖南事变，与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的血战湘江及后来的西路军蒙难，并称为我军历史上三大悲剧。
70年前，当25岁的陈茂辉，走出闽西永定县湖雷镇境内的大雪栋山之时，他知道，新的战斗生涯开始了。与陈茂辉同时出山的，还有10300名红军游击健儿。走出待了整整3年的深山老林，陈茂辉和这些游击健儿，会聚成一股抗日的洪流，纵横驰骋于长江两岸，把一面英雄的旗帜——新四军，永远留在了中国革命的史册上。
“我的战友大部分都牺牲了。”然而，就在陈茂辉和他的战友们，在抗日战场上浴血奋战时，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了。“突围战斗打了7天7夜。”92岁的开国少将、原昆明军区司令员张铚秀，是目前唯一健在的从皖南事变中成功突围出来的团职以上指挥员。
出山在深山密林“蛰伏”了3年，当“准备下山”的命令传来时，福建军区第1分区组织科长兼永埔游击大队副政委陈茂辉，一时还转不过弯来。自从长征前夕负重伤留在中央苏区后，陈茂辉跟随张鼎丞、谭震林、邓子恢等到了闽西的崇山峻岭之间，坚持了3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在大山里与国民党反动派打了3年，现在却要跟他们合作，刚开始是有点想不通。”与陈茂辉一样，他麾下的许多游击队员都与国民党有着血海深仇，“多少人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被杀害，被凌辱……”
1937年10月，奉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张鼎丞的命令，陈茂辉把永埔游击大队、永定游击大队等武装集中起来，动员大家以抗日为重，准备下山。早在3个多月之前，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就派出代表邓子恢等，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这是南方8省最早开始与国民党谈判的游击区。
“我们一定要听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教导，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整队下山。”怀着一颗“一会儿投到火里，一会儿投到水里”的矛盾心理，陈茂辉最后不得不这么说。
几乎在同一时间，赣粤边、鄂豫皖边、湘鄂赣边、浙南、闽东、闽北、闽中、闽赣边、湘赣边、皖浙赣边、湘南、鄂豫边、闽粤边等13个游击区的游击健儿，也在积极准备着出山。
“那里的游击队全被打垮了。”91岁的江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刘建华，当年一直跟随项英、陈毅在赣粤边游击区坚持战斗，奉命前往老家江西寻乌县组织游击队下山改编。
与阔别6年的双亲短暂相聚后，这位在项英、陈毅身边负责宣传和交通联络工作的赣粤边特委少共书记，又马不停蹄地前往安远、池江等地，联络游击队，传达中央关于国共合作抗日的指示。
“他们纷纷质问我，怎么能跟仇人合作？”每到一地，刘建华几乎都要费尽口舌，帮助那些游击队员正确认清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以抗战大局为重。
拥有大胸怀的共产党人，搁置的是政党小仇，拿起的是民族大恨。
转过了思想的弯，行动上的那些弯，转变起来也不容易。“副政委，这些年我们都在爬山越岭中过去了，下山以后，两只脚走到平路上，不知道还习惯不？”时至今日，95岁的陈茂辉还忘不了那些游击队员下山前对困难的担忧。
“我们还搞起了轰轰烈烈的军政训练。”赣粤边的项英、陈毅一边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一边让刘建华等人，组织即将下山的游击队集中整训，提高战斗力。
刘建华说，这些部队在所驻扎的村庄，苦练杀敌本领，以适应从游击队到正规部队，从内战到抗日战争转变的要求。
困难远不止这些。
就在陈茂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分散的各个游击小组集中起来，准备下山之时，发生了一件令人义愤填膺的“漳浦事件”。
“我们红3团1000多人，在福建漳浦县集中起来，接受改编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竟然背信弃义，出其不意地缴了他们的械。”陈茂辉认为，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与国民党永远都是既合作又斗争的关系。
果然，3年之后，震惊世界的皖南事变发生了。危险，还来自内部。
当时，南方各游击区虽然大部分自觉地与当地国民党当局进行了停战抗日的谈判，但是，由于消息闭塞，交通断绝，还有少部分游击队仍然转战于大山丛林之中，打土豪，袭击国民党军队。
“项英以中共中央分局的名义，给各游击队写信，同时还派人前去联络。”刘建华回忆，他去了寻乌等地，而陈毅则去了湘赣游击区，却差点被误杀。
1937年10月，当陈毅和警卫员在国民党保镖的护送下，拿着项英的介绍信，闯进湘赣游击队所在地九龙山时，被游击队负责人谭余保给五花大绑了起来。“我们准备枪毙陈毅。”91岁的老红军罗维道，当年是湘赣游击队第2大队政委，“我们当时把陈毅下山与国民党谈判合作抗日，看做是投降行为。”
陈毅被关押了整整5天5夜。
“他的衣服、鞋子、礼帽都被分掉了。”开国少将、福建省军区原副政委罗维道回忆，“谭余保说，你陈毅是大资产阶级，你不叛变，我不相信。”
“陈老总就是水平高，一点都不害怕。”罗维道回忆，陈毅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把湘赣省委书记谭余保好好教育了一番。
“谭余保的交通员龚铁连夜赶到吉安，了解到，国共确实已经合作了。”罗维道回忆。当谭余保派人找到党中央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时，才知道自己险些酿成大错。
陈毅这位在赣粤边的深山老林一次次脱离绝境的共和国开国元帅，新中国著名的外交家，又一次死里逃生。
“上海解放后，当了市长的陈毅见到龚铁，说，我陈毅请你吃饭，当年要是没有你，我就被杀掉了。”罗维道说。
听说3年来与他们相依为命的游击健儿，即将开赴抗日前线，各个游击区的父老乡亲掀起了劳军热潮。
“1938年元旦前后，信丰、大余、南康等地的几百名青年和妇女，送来几百担鸡鸭、鱼肉、花生、米果等物品，还有1000多双军鞋和布袜。”刘建华回忆。
“还有送子送夫送情郎去参军。”刘建华说，不到4个月，他们的部队就由400人扩大到700余人。
就这样，1937年10月12日，根据国共协议，在南方8省坚持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重新出山，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叶挺为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全军下辖4个支队，陈毅、张鼎丞、张云逸、高敬亭分任支队司令员。这支在华中坚持抗战的雄师劲旅的番号，源于北伐战争时期叶挺独立团所在的“铁军”国民革命军第四军。
从此，在大江南北，在淮河两岸，活跃着一支令日伪军闻风丧胆的共产党领导的钢铁之师。
“不容易啊，希望青年一代不要忘了它。”今天，当这支英雄部队迎来建军70周年之时，满头华发的南京军区政治部顾问陈茂辉老将军思绪难平。
同陈茂辉一样，当一位位建立了历史功勋的新四军老战士，再次追忆那段铁血岁月时，自豪，写在了每一张历经沧桑的脸上。
惨案新四军一经成立，便开赴抗日前线，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殊死搏斗。“弯弓射日到江南，终夜喧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作为当年军部巡视团
成员，陈茂辉亲历了新四军抗日处女战——韦岗战斗。
从蒋介石的心腹之地——浙南游击区死里逃生的粟裕，指挥挺进江南的新四军先遣支队，于1938年6月17日在江苏镇江、句容之间韦岗一带公路上设伏，痛击了日军一个车队。
“战斗胜利后，江南人民奔走相告，欢欣鼓舞。”陈茂辉回忆，人们纷纷说，好了，有指望了，来了新四军，“新四军是否挺得住”的疑云一扫而光。蒋介石还专门向新四军军长叶挺发去贺电：“……袭击韦岗，斩获颇多，殊堪嘉尚……”
此后，新四军广大指战员，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在华中地区与日伪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
“华中日军的处境，越来越艰难。”陈茂辉回忆。
这与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节节失利的战局，形成了强烈反差。
然而，就在新四军在华中敌后战场连战连捷之时，被迫走上抗战之路的蒋介石，却发动了又一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大惨案——皖南事变。
“根本原因，就是蒋介石害怕人民的力量强大起来。”陈茂辉就是皖南事变的幸存者。
另一位从皖南事变中逃生出来的老红军王培臣回忆：“本想借日本人之手消灭八路军、新四军的蒋介石，却发现，共产党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就直接动手了。”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发出“皓电”，勒令黄河以南的新四军、八路军，限在1个月内集中于黄河以北地区。
“蒋介石让我们北移的真正目的，就是在北移途中，设下伏兵，消灭我们。”94岁的福建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原副主任王培臣说。
“北移之前，我拿着叶挺、项英两位首长的信，到皖南南陵、泾县、太平、繁昌等县国民党县政府，向他们告别。”陈茂辉记得，泾县的国民党专员公署还装模作样地给他们送行。
陈茂辉回忆，有些国民党机关还给他们送了绣着“抗日前锋”、“为国为民”的锦旗。
然而，就在此时，国民党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已在调兵遣将，对新四军北移必经之路布下7个师8万余人的重兵。
“更可恨的，国民党还把我们行动的日期和路线，告诉沿长江布防的日本鬼子。”王培臣说。
悲剧，已不可避免。
“刺刀闪光，子弹上膛，挺起胸膛开入敌后战场，别了，三年的皖南……”1941年1月4日，是陈茂辉一生最难忘的日子之一。这一天，在《别了，三年的皖南》的旋律声中，他和9000余名新四军军部人员，依依不舍地同皖南人民告别，踏上北移之路。
《别了，三年的皖南》，是新四军著名作曲家任光，一生中创作的最后一首歌曲。他随后就倒在了蒋介石的枪口之下。
“我们出发不久，狂风暴雨就向我们袭来。”王培臣回忆，“我们冷得直发抖，道路泥泞不堪，十分难走。”
“队伍顶风冒雪，踏着泥泞的山路行军。”时任新四军新编第1支队新1团团长的张铚秀回忆，途中隐约地见到国民党军队已经在路口、隘口、山头布置了部队。“我与政委丁鳞章等团领导分析敌情，感到蒋介石要搞名堂。” 张铚秀回忆。
第二天，当叶挺、项英率领这支曾令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都惊恐不安的大军，行军至泾县、太平之间的茂林村时，遭到国民党上官云相部队的突然袭击。
就是这个上官云相，在中央苏区5次反“围剿”作战中，被陈茂辉、王培臣所在红军部队打得落花流水。
“敌人几乎是同时，从前后左右的山岭、路口、道卡，向新1团发起进攻，来势相当凶猛，比预料的来得更急。” 张铚秀回忆。
“枪一响，我立即命令部队占领有利地形还击。” 由于张铚秀等新1团领导思想上有所防范，又有相应的戒备措施，在遭到敌人袭击时损失不大。“6日，在丛山险壁的狭窄地带，敌人的机枪、大炮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射击，我们被迫仓促应战。”战斗激烈的时期，陈茂辉被调去动员群众和安置伤员。
“7日，我们退回丕岭，又进行了两天两夜的激烈战斗。”陈茂辉回忆，整整4天里，他们没有喝过一滴水，吃过一粒米。
“10日，我们突出高坑包围圈，到古井坎坚守。”此时，陈茂辉已吐血病倒。
“13日，我们又随叶挺军长突围，冲过国民党反动派的一道封锁线，到达大王坑。”陈茂辉回忆，“这时，许多人已经被俘。我随叶军长等退回山上埋伏。不久，敌人一个冲锋，又把我和叶军长冲散了。”
已经由于连日吐血无法行动的陈茂辉，就和一个机枪排长和两名战士、一个炊事员等人，在一个山沟里埋伏起来。
“16日，敌人满山遍野拥上来，一面烧山，一面胡乱放枪，在猛烈的火焰和枪声里，那个炊事员跳起来，我们的目标暴露了，被俘了。”陈茂辉回忆。
烈士的鲜血，染红了皖南的山川。
“我们在荒山野岭中隐蔽行军，时而分散，时而集中，白天蹲山头，看地势判方向，夜深人静才进入纵横交错的山林小道，常常是三五天才能找到一些食物充饥。”完成掩护主力部队突围的任务之后，张铚秀率领新1团也开始了突围。“一场摆脱困境、孤军突围的苦战，摆在新1团面前。” 张铚秀回忆。
“一串机枪子弹射中了团政委雷耿同志，他不幸牺牲了。” 张铚秀回忆，“雷耿是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战士，在延安抗大学习时我们是同学，他的英雄形象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
“按路程计算，从皖南地区到繁昌的江岸边，不过百多里路，然而，新1团却走了1个多月。” 张铚秀回忆，直到2月底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他才率领新1团200多名幸存者渡过长江到达无为地区。
“九死一生之后，我们终于又回到了皖中根据地，回到了党和人民的怀抱。” 张铚秀感慨万千。“分散突围出来的仅有2000余人。”王培臣虽然当时就逃了出来，但敌人一发子弹把他的右手打断，至今右手二等残疾。
如今，测绘参谋出身的王培臣，最喜欢的画，就是他亲笔画的皖南事变地图；最不愿意提及的伤心往事，也是皖南事变。
“军长叶挺在与国民党军队谈判时，也被俘。”后来，陈茂辉和叶挺等1000多被俘人员被关押进上饶集中营。
突围中，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被叛徒杀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
这，就是惨绝人寰的皖南事变。
悲剧，还在延续。
1941年1月17日，皖南上空的硝烟还未散去，蒋介石便发布命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下令进攻新四军江北部队。
“在上饶集中营，我们这些被俘人员与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成功越狱的陈茂辉，后来又成为重建后的新四军里的一员战将。
远在重庆的周恩来，得知皖南事变，以极其悲痛的心情，在《新华日报》留下那个著名的题词——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新生1946年4月8日，刚刚获释出狱的北伐名将、新四军军长叶挺，同王若飞、秦邦宪（博古）、邓发等，乘坐美国空军运输机前往延安，途经黑茶山时，飞机失事，机上人员全部遇难。
一代名将叶挺，竟以这样的方式陨落。
烈士的鲜血激起生者更顽强的斗志！
就在叶挺率领陈茂辉、王培臣等新四军军部人员在皖南与敌誓死相拼之时，远在苏北重镇盐城的八路军、新四军华中总指挥部总指挥刘少奇、副总指挥陈毅心急如焚。
“情况万分紧急，密码已经烧掉，请党放心。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看着军部发来的最后一份电报，钢铁男儿刘少奇、陈毅潸然泪下。
张云逸、赖传珠、粟裕、黄克诚等名将，都默默相视无语。
此时，在陕北延安的一代伟人毛泽东，也坐立不安。随后，他以中央军委发言人的名义发表讲话，揭露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的真相。
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不仅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也令国际舆论一片哗然。
苏联、美国、英国等纷纷指责蒋介石破坏国际反法西斯大局。在一片反对声中，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更陷于孤立。
就连日本人也不领蒋介石的“人情”，3天内就让河南的汤恩伯部队折兵3万。
决不低头！幸存的新四军健儿发出了这样的豪迈誓言！
蒋介石发布取消新四军番号的第三天，刘少奇立即代表新四军华中指挥部向中央指出——重建军部！
同一天，中央军委复电，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
5天之后，新四军在盐城游艺园隆重集会，热烈庆祝重建军部。
“我们乡下来的这些干部，更是早早就来到会场，尽可能找了个好位置。”86岁的江苏省委原书记韩培信，作为地方干部代表，现场感受了那个“群情激奋”的场面。
“会场四周张贴了很多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内战反对投降的标语。”时任东北行署阜宁县委办事处文书课长的韩培信，为了赶来参加这个上千人的聚会，途中，差点被土匪杀掉。韩培信回忆，会场上，声讨蒋介石罪行，为死难烈士报仇的口号声此起彼伏。
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发表了就职演说。他用浓重的四川话说：“……反共顽固派1月14日消灭了军部，但是，1月25日，我们的军部又成立了……”
“这时，会场简直要沸腾了。”60多年过去了，走过不平凡人生的韩培信老人，至今还对陈毅的就职演说记忆犹新。
“胡服（刘少奇当时的化名）政委手里拿着烟斗，痛斥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罪行。”韩培信回忆，“他说：‘新四军是真正抗战的力量，是人民的军队，是根植在人民之中的。敌人的阴谋诡计虽然给我们造成一时的损失，但想消灭我们却是痴心妄想。我们是越打越强，我们会最后胜利的。’”
“大家都说，苏北这下有救了，华中有救了。”大会结束后，韩培信又回到阜宁县，积极配合新四军3师师长黄克诚创建抗日根据地。
绝处逢生的新四军，在皖南烈士的鲜血中站立起来，而且越来越强大——从刚成立时的4个支队到发展至7个师，人数也从1万余人壮大到9万余人。
整个8年抗战，新四军独立支撑起大江南北的半壁河山，毙伤日伪军近14万余人，在日、伪、顽三角斗争中，建立了地跨苏、浙、皖、鄂、豫5省的8块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
至1947年1月新四军番号取消，新四军已发展到31万多人。
在中华民族解放事业高高的纪念碑上，从血路上走来的新四军指战员，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垒起了厚厚的碑基。
在后来人民解放军33位著名军事家中，从新四军走来的就有9位——叶挺、陈毅、粟裕、徐海东、张云逸、罗炳辉、黄克诚、彭雪枫、李先念。
新四军，永垂不朽！
皖南事变发生地
在安徽省的东南部，有一个地方，它是中国文房四宝中著名的宣纸发源地，还是“诗仙”李白写下“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的故地。千百年来，这里山青水碧，百姓安居，古风昌盛，如果不是上世纪中期那突如其来的一声枪响，或许至今它留给世人的还只是一派令人沉醉的皖南风光。
可历史哪有什么如果?1938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湘、赣、闽、粤、浙、鄂、皖、豫八省红军游击队汇集成一道奔涌不息的抗日铁流——新四军。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和所属部队约9000人，奉命从皖南泾县的云岭地区北上到日寇后方开展游击战争。当部队到达茂林时，突遭国民党军队7个师八万余人包围袭击，新四军被迫自卫，终因寡不敌众，除约2000人突围外，大部分被俘、失散或阵亡。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而泾县云岭，也从此走入中国革命的史册。“铁军精神”辉映历史烟云泾县属于安徽的宣城，而云岭离泾县县城则有几十公里。初夏时节，记者沿着一条砂石路驱车到云岭踏访，只见路旁禾苗青青，野花烂漫，远处峰峦起伏，巍峨苍翠，清清的叶子河在云岭前徐徐流过，好一幅田园风光图。
罗里村曾是新四军军部所在地。两幢古老的祠堂就是当年新四军军部和司令部旧址，现已改成陈列馆。园内矗立着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的铜像，一位身经百战、运筹帷幄、大义凛然的儒将形象浮现在眼前。
在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内，抬首望去，是李先念题写的几个遒劲大字：“云岭烽火，战士丹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革命队伍在北方主要是以太行山为根据地的八路军，在南方主要是以云岭为总部的新四军，所以我军史上有“北有太行硝烟，南有云岭烽火”之说。
当年，新四军官兵们依托深山密林开展顽强斗争，共与日伪军进行大小战斗上千次，歼灭日伪军数万人，缴获各种武器装备数十万件，成为华中地区抗击敌伪的中流砥柱。爱国志士的浴血奋战为他们赢得一个响亮的名称“铁军”。新四军军部大会堂的两侧是以前祠堂主人留下的“忠、孝、节、义”四个大字。讲解员如此阐释：“忠是战士对人民的忠诚——忠勇可嘉;孝是赤子对国家的孝——孝感动天;节是正气凛然的革命气节——高风亮节;义就是追求民族解放的大义——义薄云天。”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陈列馆内墙上那发黄的《新四军军歌》歌词让人们的思绪情不自禁地又回到那战火纷飞的岁月：“扬子江头，淮河之滨，任我们纵横驰骋……”
留言本上，故地重访的新四军老战士留下的字句令人感怀至深：“战歌嘹亮，丘陵深处、藏龙卧虎”、“青弋江头泉水清、难忘皖南鱼水情”、“云岭啊，常在梦中回到你的怀抱”……
离军部不远处有一座新四军修械所，这里是一代传奇兵工之星——“中国的保尔”吴运铎战斗过的地方。当时由于敌人严密封锁，武器弹药供给困难，吴运铎便自己想办法制造。火药原料找不到，他便用药店买来雄黄和洋硝制作;没有车床，他便找来废旧钢铁自己锻造。就是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用如此简陋的工具，吴运铎制造出各种枪炮子弹，给日顽以沉重打击，而吴运铎在研制武器弹药中多次负伤，失去左眼左手，右腿致残，经过20多次手术身上还有几十块弹片，但仍坚持在生产一线。他说：“只要我活着一天，我一定为党为人民工作一天。”
革命将士就是这样用热血和忠诚书写壮美人生，憧憬美好明天。部队执行北移行动前，新四军《抗敌报》最后一期告别号上发表了《临别赠言》的社论：“新中国灿烂前途照在我们面前，当我们建立独立自由幸福新中国之时，我们一定重温今日依恋的情景，而欢欣鼓舞于新中国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