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Yan Fu
中国近代思想家、翻译家、教育家。字又陵，号幾道。福建侯官县（今闽侯县）人。他在青少年时代，曾考入福州船政学堂，后被保送到英国留学，回国后，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后升总办，曾协助张元济办北京通艺学堂，并在天津主办《国闻报》。
严复是中国最早系统地介绍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理论和学术思想，宣传“西学”、“新学”并以它与封建主义的“中学”、“旧学”相抗衡的首要代表人物。他先后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T.H.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严复译其中一部分名为《天演论》），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原富》，哲学、经济学家J.S.米尔(旧译穆勒)的《逻辑体系》（严复译其中一半名为《穆勒名学》)，法国思想家 C.de S.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严复译本名为《法意》），社会学、教育学家H.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严复译本名为《群学肄言》)等。特别是他所宣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对当时影响较大。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民族危亡迫在眉睫。严复认为既不能依靠旧的法制，也不能单依靠兴办洋务的治标办法，应该从中国最根本的文化教育入手。“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鼓民力”就是要增强人民的体质；要注意操练、饮食，提倡医学，尤其是应当严禁鸦片和禁止缠足。“开民智”就是提高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学习西方科学家研究学问的方法。“新民德”就是提高人民的道德，极力主张采用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社会道德。
严复对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并指出它所造成的三大祸害:即“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所以，严复断然指出：欲使国家富强，多出胸有实学的人才，则非“废八股，试帖，策论诸制科不可”。
与此同时，严复严厉批判中国传统的“旧学”── “汉学”、“宋学”等种种封建主义文化，不但是“无实”、“无用”，而且是“谬种流传，羌无一是”，“徇高论而远事情，尚气矜而忘实祸”的高谈阔论和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的东西。他认为这些“旧学”不能拯救国家的危亡，是“学术末流之大患”，“皆宜且束高阁”。
因而，他呼吁：“求才为学二者，皆必以有用为宗。而有用之效，征之富强，富强之基，本诸格致”。应把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之类的教学内容引进学校的课程中来，设立新式学堂，建立新的教育制度。
1902年，严复在《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中，提出了一个比较详细的学校教育制度的蓝图，并对各级学校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和要求：
（1）初等教育：“学生未进中学之先，旧学功课，十当处九”。学习的目的是执笔能为“条达妥适之文”，“而于经义史事亦粗通晓”。但也应该用明白易懂的文字翻译一些西学方面“最浅最实之普通学”做为辅助读物。对旧的教学方法也应有所改革，“减其记诵之功”而“益以讲解之业”。
（2）中学教育：中学堂的功课，应以“西学”为重点，“洋文功课居十之七，中文功课居十之三”，并且规定：“一切皆用洋文授课”。
（3）高等教育：中学堂学习四五年后，“使可升入高等学堂为预备科，三四年后，便可分治专门之业”，即学习各种专门的学科。高等教育的教学内容主要是“西学”，至于“中文”则是“有考核，无功课，有书籍，无讲席。听学者以余力自治之”，即让学生在课余时间通过自学来解决。
严复又是一位在近代中国积极介绍西方科学研究方法的思想家。他指出西方科学家研究学问的根本精神不外“实”和“用”两个方面，就是根据客观事实探求真理的态度和学以致用的研究精神。他还赞美西方科学家研究自然科学都是以实验方法为基础的，通过客观事实的普遍证明，然后建立公理或原则。他说：“西学格致……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其所验也贵多，故博大”。严复当时所传播的这种初步具有科学观点研究学问的思想方法，启发了当时中国的学术界、教育界和不少的知识分子，有一定的进步作用。
严复后半生不能跟随历史的潮流前进，及至辛亥革命以后，竟在政治上赞成帝制，思想上转向尊孔读经，从先进走向它的反面。他的著作有《瘉壄堂诗集》、《严幾道诗文钞》等。著译编为《侯官严氏丛刊》、《严译名著丛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