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

中国思想理论界 20世纪 30年代初围绕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民族资本主义这三种社会势力的相互关系及农村经济性质问题而展开的一场论战。争论的中心是: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这场争论与共产国际内、中国共产党内关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性质的争论以及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和道路的争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930年5月,在进步刊物《新思潮》上,潘东周发表了《中国经济的性质》一文,王学文王昂)发表了《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其发展及其将来》一文。同年6月,潘东周又在《社会科学讲座》第 1卷上发表《中国国民经济的改造》一文。这几篇文章,基本上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阐明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问题的见解。其中潘东周文章的论点比较突出。潘文分析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民族资本主义三者的相互关系,指出:帝国主义入寇中国以后,一方面,打破了中国的自然经济,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生长,使中国经济组织走上了新的途径;另一方面,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勾结着,用一切力量阻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中国就只能停留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下,而不能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他列举事实,批驳了托派的“残余之残余”说,指出中国虽然已经开始了资本主义方向的发展,但是封建经济在全国经济比重中占着极大的优势。王学文也指出:中国经济问题是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半殖民地的封建经济。潘、王的文章发表后,遭到了以托派分子任曙和严灵峰为主要代表的一些人的反对和攻击。1931年初,任曙发表《中国经济研究》一书;6月严灵峰发表《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一书, 后又写了《追击与反攻》一书,代表了托派向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攻击。他们主要的错误观点是:在对生产关系和剥削关系的分析上,宣扬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把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等同起来;在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的关系上,鼓吹“绝对破坏论”,认为帝国主义的入侵绝对地破坏了中国的封建经济;抹煞了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相勾结,把中国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事实;在外国资本与民族资本的关系上,鼓吹不分彼此,“一视同仁”论,否认帝国主义在华经济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矛盾;在农村的阶级关系上,完全否定了主要是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对立。他们断言,中国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占优势,中国已是资本主义社会。因此,他们认为,“大可以做非资本主义的革命运动,追随先进的欧洲以驰驱于打倒资产阶级的战线之上”。妄图以“左”的口号为掩护,取消中国革命运动。

在这场论战中,潘东周、王学文的文章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思想,对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起了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