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述

作者依其个人理解和习惯的不同,对其作品有几种不同的署法。有署著、作、撰的,有谦称述、学的,也有实为著作而署为编著的。不论何种署法,凡不属形象思维而是逻辑思维的作品,统称为撰述。亦称著述、著作,或单称撰、著、作、都含有创作的意思。撰述一词一般多用于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的著作上,文艺创作习惯上不用。

中国传统对撰述极为重视。立言 (著书立说) 同立德、立功并称为三不朽。《左传·襄二十四年》:“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对中国学术文化作出了划时代贡献的孔子,司马迁称赞他说:“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於夫子,可谓至圣矣!”(《史记·孔子世家》)然而孔子却谦逊地说他自己“述而不作”(《 论语·述而 》),意思是他只是阐述前人的学说而不敢轻言创作。孔子反对没有根底,没有源流随意创造的做法,所以他又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论语·述而》)孔子的开创性的删定、 整理工作应当说是著作, 所以孟子推崇他说“孔子惧,作《春秋》”。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说,“老子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韩)非为人口吃, 不能道说, 而善著书”,在这里他正确使用了“著书”的本意。文化是在历代中外学者、思想家、科学家的著作的基础上积累、发展起来的。 撰述应是继承前人的学术成果, 具有独到见解,能把人类文化推向高度,开拓新的认识领域的专著、论文等作品。

撰述(著述、著作)的形式不拘一格。片言只语的汇集如《论语》和比较系统的《孟子》、《荀子》都是撰述。古人的著作常常大量借用或引用前人或别人的作品来发挥自己的看法,《汉书》之于《史记》就是这种情况,但并不妨碍《汉书》成为可以同《史记》并列的名著。王弼注《老子》,裴松之注《三国志》,乃至后来朱熹注《四书》,胡三省注《资治通鉴》,虽然注文貌似琐碎,但实际上自成体系,有自己的思想,所以也可以入撰述之林,成不朽之业。有些注释可以成为后人系统研究的对象。人们可以从《四书》的朱注研究朱熹的思想,陈垣的《通鉴胡注表微》也充分说明了胡注本身的价值。

撰述与编著性质相近,但也稍有区别,不同之点在于:编着重于组织、整理已有的成果,目的是普及和便利学者;著则注重发挥新的研究成果,以推进学术之进步。从历史上看,在发生激烈变动和思想活跃的时期,往往就是产生伟大著作的时期。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西方的文艺复兴时期、启蒙时代等等,都是名著大量出现的时期。

撰述总是同科学研究工作密切相关的。它往往经成年累月的探索甚至耗毕生的精力。因此国家要保护并奖励著作。